士无故不撤琴瑟

古往今来，琴和士的亲密关系众所周知，“士无故不撤琴瑟”是对此种关系的贴切概括。在人们心目中，古琴是士的专用乐器，古琴音乐是文人音乐的代表。

但早期古琴并非士的专利品，而是广泛流传于民间。魏晋以后，琴才逐渐脱离民间，成为主要流行于士及上层社会的乐器。

古琴是我国最早的弦乐器之一，从留存的文献分析，先秦时古琴已是家传户诵的乐器，《诗经》《左传》《韩非子》《战国策》《史记》的有关记载显示了古琴是在民间、宫廷各阶层中流传。琴人的身份并不固定，有天子、王侯、贵族、隐士、仙人、后妃、奴隶、民间艺人、文人、家庭妇女等。他们或活动、服务于宫廷，或生活在民间，或隐居在深山，但都有高超的琴艺。

伴随着春秋战国时期士阶层的崛起，古琴和士的关系逐渐紧密，《礼记》“士无故不撤琴瑟”就反映琴已成为士生活中必不可少的内容。但当时古琴和士的关系并未影响它在宫廷、民间等场合的流行，所以同时见于记载的又有宫廷古琴高手、民间琴人等。这种状况一直延续到汉代。

汉代古琴在民间仍十分常见。当时见诸记载的琴人有汉高祖、汉元帝、汉元后、赵飞燕、司马相如、卓文君、王昭君、汉桓帝、蔡邕、蔡琰、张仲景等。和先秦一样，这些琴人中有皇帝、后妃、武将、隐士、文人、艺人等，可见汉代琴人的身份尚未固定。但汉代文献中有两个方面的琴论应引起我们的注意：《新论•琴道》之“八音广博，琴德最优”已突出强调古琴在八音中的地位；《史记•田敬仲完世家》之“琴音调而天下治”，《琴操》之“昔伏羲氏作琴，所以御邪僻，防心淫，以修身理性，反其天真也”等言论又突出强调了古琴治国安民、修身养性的作用。

魏晋以后，“众器不能丽其德”、“众器之中，琴德最优”的观念在古琴领域中已牢固确立，此时的古琴已被视为八音之首，并进一步脱离普通民众，成为文人的专用乐器。魏晋时期，古琴得到了魏晋名士们的青睐。从“建安七子”到“竹林七贤”，再到两晋的大批名士，或琴书自娱，或琴酒消愁，以琴交友蔚然成风。琴在名士们的生活中占有十分重要地位，影响和体现着他们的精神世界，成为“魏晋风度”、“名士风流”的象征。魏晋六朝时古琴的定型期，也是历史上古琴艺术的兴盛时期。魏晋名士对古琴艺术的推崇，则是古琴发展的重要推动力。

和秦汉相比，魏晋后的琴人多为文人，身份已较为固定，其前活跃在琴坛的民间艺人及下层民众已很少见，士成为琴人的中坚力量。此外，琴人中还有皇帝、贵族、道士、僧侣及宫廷琴师等。皇帝、贵族、道士、和尚尽管不属于士的阶层，但是皇帝大都受过良好的教育，道士、僧人中的琴家也多有较高的文化修养，所以他们的审美趣味、审美标准和文人大致相同。宫廷琴师虽为职业琴家，但其中也有不少文人（如汪元亮等），他们的弹奏对象也多为王公大臣和文士名流。

古琴在民间受到冷落的局面在琴人身份改变的早期还表现得不明显，但到唐代这种现象已开始在多篇诗文中有所反映，白居易《废琴》《夜琴》《弹〈秋思〉》等诗就是其中的代表。宋元以后，古琴的地位更加神圣：“夫琴之为器，高至于玉霄之上，远至于金仙之国，皆以此为乐”。这就使古琴音乐最终脱离民众，主要成为士和上层贵族的艺术。

文人成为琴人中的主流，对古琴的发展有十分重要的作用。首先，士阶层的扩大和士对古琴的青睐，使古琴逐渐跃居其他乐器之上，作为传统音乐的代表在音乐舞台独步千余年。

其次，文人的参与，促进了古琴理论研究和古琴音乐创作的进一步发展。他们发明了古琴的记谱法，创作了众多的琴曲，通过总结实践经验探讨了音乐的审美准则、审美标准，并以此要求、规范古琴的创作、演奏和欣赏，形成了一整套的古琴美学理论。

由于传统文人“达则兼善天下，穷则独善其身”，将古琴作为完善自身人格、实现人生理想的工具和途径，他们所关注的便不是艺术本身，而是琴乐的哲学层面、社会层面。音外之意的追求、“琴道”概念的提出，都是超越艺术本身的探索。中国古代乐器中只有古琴一枝独秀，有完善的记谱法、丰富的作品、系统的演奏理论、美学思想等，追根溯源，是文人之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