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裱”的口传手授

“古松轩”裱画社的师傅们来源 | 《国宝守护：苏裱》济南出版社
 

书画装裱是一门古老的工艺，是我国宝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对保存和弘扬中国书画艺术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苏裱（亦称“吴装”）因裱件整旧得法、用材考究、裱工精佳而享有“吴装最善，他处无及”的美誉。苏裱起源的苏州见证苏裱技艺作为传统工艺，在苏州的虎丘塔塑画中最早出现。虎丘塔又名云岩寺塔，落成于北宋建隆二年（961）。其回廊内侧塔柱外壁上有许多形式各异、色彩鲜艳的精美塑饰，其中就有花卉立轴画浮塑，这是苏裱装帧画在建筑装饰中的应用，也是至今保存完好的年代最早的痕迹，证明了当时书画装裱在苏州已成为一种人文时尚。

虎丘塔塑画

北宋书法家、书画理论家、收藏家米芾珍爱书画，极力推崇苏州装裱匠人，并与他们一同探讨款式与实际的操作流程，为装裱匠技艺的提高做出了贡献。其《论鉴赏装裱古画》一文从正反两方面阐明装裱经验，装裱理论切合实际而又精细入微，在保护书画方面已颇有建树。可见当时苏州的精工装裱和修复保护书画的技艺已然确立。

仇英《清明上河图》中的“精裱诗画”店

仇英《清明上河图》中的“诗画古玩”店

苏裱在明清画作、古典园林室内装饰中也历历呈现。明代仇英《清明上河图》中，有“精裱诗画”的裱画店及“诗画古玩”店等。清代徐扬《姑苏繁华图》中有写着“装潢处”招牌的裱画店，还有写着“名家字画”的店面，室内书画琳琅满目，供人挑选。图中描绘了不少苏裱的样式。《清明上河图》和《姑苏繁华图》直观反映了苏州的精巧美丽、繁华富庶。两幅长卷历经数百年留存至今，其采用的苏裱装帧对画作的保护和传承功不可没。

唐寅临《韩熙载夜宴图》中的“听琴”

从明代唐寅摹绘的《韩熙载夜宴图》中，我们可以清晰地欣赏到明代苏裱的影子。“听琴”场景：唐寅的画在屏风画四周留边的装饰上更为多样，为明代画作四周均以锦缎装饰的流行做法。“清吹”一段：作者借屏风与题字把画面分成左右两个部分，狭长立屏上加了边框及内部的龟背纹，这种画面一层、后在裱褙锦绫再加圈框的做法，应是明代屏风的装裱形式与花纹样式，也是书画装裱款式在屏风上的运用。“观舞”一段：画面独特地添加了一面卷屏，上下镶裱两重浓淡不一的长边，由台座连接，类似展开的巨大手卷，这种款式前代不见。“送别”一段：添加的长桌上有两轴包裹的手卷及一幅摊开尚未作画写字的手卷，说明手卷在当时很常见。画面中引人注目的还有丝绸业的店铺与行会，其中一家有两层楼招牌上写着“锦绸”“纱罗”“绸缎”，可以看出当时苏州丝绸业的繁荣。苏州装裱技艺不仅做工精细，装裱选料精美优良，亦讲究装帧款式的形制设计与纸、绫、锦的色彩搭配，图案花纹追求对比和谐，注重轴头、轴杆的选择，整体装帧妥帖，格调淡雅素净。苏州地区蚕桑、丝织业的发达，使苏裱工匠选择并取得合适的装裱材料非常容易。明清时期，苏州私家宅院院落讲究叠山理水、玲珑精致，室内普遍陈设有各种字画、工艺品和精致的家具。如今走进苏州园林和私家古宅，还能观赏到书画裱件的装饰场景。明清时期建筑堂阔楼高，故轴画装裱宽大，长至八尺的立轴装裱形式深受欢迎，也留存最多。这些书画作品的点缀与建筑功能相协调，形成了中国建筑特有的室内陈设艺术，表现出装裱艺术的独特魅力，至今仍是人们宅院居所的重要艺术装饰。

文震亨在《长物志》中有关裱画工艺的记载

古籍书札的记述介绍也充分体现了苏裱装帧的典雅和技艺高超。明代文徵明之曾孙文震亨在《长物志》中的论述最具代表性，认为立轴天地头用黑色绫，上配龙凤云鹤图案，二条惊燕则用白色。画芯之外助出两条黑而粗的界线。诗塘选用白绫，花纹与天地头相同。立轴裱式，黑白相间，对比鲜明，上面又有图案破除单调。小幅用挖嵌法，以淡月白绢镶裱，旁接黄黑色边，绢上贴用以题识的金黄色绫条。大者格式稍有变动。画芯如果有前人题识，宜于保留。引首用纸，不用绫绢，但质地、纹路、产地不同。对于各部位的尺寸，文氏也有详细的交代。这些论述为我们介绍了苏裱的基本色彩、花纹与规格。相较《南宋绍兴御府书画式》，明代苏裱款式有了新的特色变化。清代周二学的《一角编》，则逐一记录其收藏前代书画精品中的题字题诗、内容和艺术风格，并详细记录了装裱格式，包括材质、色彩、规格以至钤印内容及其位置等，所描述装饰更趋奢华，但与文震亨《长物志》所记大致相合。以上种种，皆是苏裱技艺在苏州大地萌芽、成长、发展、辉煌的历史见证。苏裱发展的苏州机遇古代书画主要凭借纸绢而流传，而纸绢本身性质柔软纤薄，极易衰败，必须为其提供物质、技术手段加以保护，故在书画周边加饰边框装帧、背面托纸数层的保护技术开始萌发，中国独特的书画装裱艺术正式登上历史舞台。唐代绘画兴盛，皇家大力提倡书法，喜好书画。唐代张彦远《历代名画记》中的《论装背裱轴》开书画装裱修复著述之先河，并行技艺传授之业，影响深远。装裱艺术日渐成熟，逐步在全国乃至日本流传。京杭大运河的通航逐步使苏州成为繁华之地，文化兴盛，丝织业的不断发展不仅丰富了绘画材料，还促使装裱艺术日臻华美，滋养了苏裱艺术成长的沃土。北宋时，书画装裱在苏州已经立业生根，苏裱工艺已成形，技艺尤佳。宋室南迁，江南地区达官显贵、文人墨客及能工巧匠云集，苏州也成了南宋皇室和官僚地主取得特种享乐工艺品的主要城市。精美的宣和装的出现和流行就基于苏州等江南地区丝绸锦缎盛产的背景。此后，造纸技术的提高和纸张的运用成为元代文人画发展成熟的主要媒介支撑，也给书画装裱带来了新材料。装裱进入创新发展时期。元至正十六年（1356），张士诚起义建都苏州，广招方文士，优礼士人，良工巧匠各施其能，促进了苏州地区的繁荣，文化教育与艺术活动随之普及昌盛，大批文人书画家涌现，其中赵孟頫、王渊和“元四家”黄公望、吴镇、倪瓒、王蒙最负盛名，江南士大夫都竞相收藏他们的作品。精神文化的追求和工匠人才的成长，为苏裱的崛起奠定了人文基础。明代中后期，江南的经济有了很大发展，成为中国极富庶的地方之一，藏书研学、诗赋笔绘、雅集赏画成为文人艺术化、精致化、高雅化的生活方式。苏裱迎来了书画装裱史上的黄金时期。沈周、文徵明、王世贞、董其昌等吴门书画家、收藏家对书画修复装裱和保护都十分重视和考究。万历年间，苏州私人收藏书画极为盛行。文人收藏家的参与有助于进一步提高装裱技能，同时，装裱名家的绝妙技艺也得益于书画家、收藏家的推崇而享誉江南。从此，苏裱以清新淡雅、别具一格的面貌确立了在书画装裱界的主导地位，并广为流传。

四屏条——成组的竖长形画幅轴式装裱，合之为屏，分之为轴

清代的苏裱在明代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清末洋务运动使地处苏州东南的上海商贸繁荣，东南各省收藏家和装潢能手汇集于此，苏裱艺人渐渐辗转至上海从业，苏州装潢业渐入萧条，但依然有“鸣琴室”的杨馥堂、“保古山房”的窦道原等名手坚守传承。抗日战争和国民政府统治时期，经济衰退，各行各业颓废，苏州装裱行业遭受重挫，裱画户严重减少，苏裱作坊主要分布在养育巷、吴趋坊、汤家巷、宫巷一带，有“红鹅仙馆”“迎文斋”“翰墨林”“宝古山房”“晋宜斋”“古松轩”“漱雅斋”等，装裱书画兼做书画买卖，为张大千、柳亚子等当代书画文人裱画，也为过云楼顾氏、彭氏等名门大族装裱和修复书画，但许多艺人都为生活所迫，纷纷改行了。

过云楼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党和政府对地方手工艺极其重视并大力扶持，使得绘画艺术和文物保护工作焕发生机，奄奄一息的裱画业得以复苏。20世纪50年代，故宫博物院筹建文物修复厂，时任国家文物局局长的王冶秋专程到上海，邀请全国闻名的书画修复高手进驻故宫，有“装裱界梅兰芳”之称的杨文彬、古书画修复大师张耀选等10位技艺精湛的苏工大师进入故宫博物院。此外，洪秋声被聘到安徽省博物院，刘定之被聘到上海博物馆工作。他们都是当时苏裱界的名家好手。1956年，苏州全行业公私合营，书画装裱业于人民路察院场口成立了“第一裱画生产小组”，将当时苏州仅存的裱画户十多名从业人员组织到一起，有“谢根宝装池”的谢根宝、“古松轩”的曹颂清、“迎文斋”的马荷荪等苏裱大师，同时也陆续将流散在外地的苏裱艺人连海泉、马秉辉等人吸收归队，并招徒传艺，两年后更名为“苏州市裱画工艺生产合作社”，1962年又沿用旧名为“古松轩”裱画社。当时他们受全国各地文博单位委托，修复了一大批珍贵字画，并培养了许多人才。苏裱艺术获得史无前例的机遇，开启了口传手授传承发展的新纪元。2011年，“苏州书画装裱修复技艺”被纳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口传手授的师徒心缘苏裱是由专业水平高超、审美眼光卓越的匠人和艺术家创造并传承下来的传统手工技艺文化遗产，苏裱师傅们通过自己的辛勤工作将这门技艺口传手授给后人，一代一代继承发展，让这项非物质文化遗产千秋万代，亘古留存。如前所述，北宋著名书画家、书画理论家、收藏家米芾非常推崇苏裱，著书《画史》《书史》，从正反两方面来阐明装裱经验、技法。他的装裱理论切合书画保护的实际，绝非纸上谈兵，而是与装裱“苏工”潜心切磋和探讨的经验之谈，通过学习和实践成为行家里手，称得上“吴装”苏裱的“祖师爷”了。至明代，吴门裱工技压群雄，引领高艺，独树一帜。《装潢志》之“妙技”云：“装潢能事，普天之下，独逊吴中。吴中千百之家，求其尽善者，亦不数人。往如汤、强二氏，无忝国手之称。”可见当时虽从事书画装裱的人员较多，但掌握尖端技术的高手并不多，高超的技艺也不会随便外传。洪秋声（第二排右三）与全国裱画培训班学生合影

自古以来，手工技艺大多是靠“家传”和“师传”相承袭。苏裱代代相传，加之书画家、鉴藏家的广泛参与，承前启后，不乏名家国手。早年间的秦长年、徐名扬、张子元、戴汇昌都是苏裱名家。近代刘定之、洪秋声、杨文彬等大师，就连绘画大师齐白石、傅抱石，文玩鉴赏专家韩少慈、李孟东，也都是裱画铺里学徒出身。甚至上海大亨黄金荣也曾在老城隍庙的一个裱褙铺规规矩矩地做了数年学徒，裱得一手好活。清代有《竹枝词》赞叹：“人说三分书画七分裱，京裱苏裱分外光。”其实学习装裱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一般学徒三年零一季才算出师，十年后才可以自立门户。调糨、托背、上挺板、加条、镶覆、上轴、加签……要经数十道工序，每个步骤看上去很简单，但在实际操作中却是“差之毫厘，失之千里”。在传统装裱技艺中，这些诀窍不光要靠师父“领进门”，更需要在日后从业过程中不断地“悟道”“修行”，认真细致地体会每一幅画作在装裱细节处的异同，领悟运筹具有不同风格品质的装潢材料，做到心手相应“敏于思”，锲而不舍“笃于行”，方能成就妙技。

谢根宝与儿子谢光寒

谢根宝大师是苏裱界著名人士。他14岁经人介绍到上海有名的“鉴古斋”裱画店当学徒，拜裱画名家周德生为师，从此踏入裱画艺术的殿堂。出师后他辗转上海和苏州的多个装裱店工作，1950年落户苏州，当时已经在苏裱界享有盛誉。他认为：“修复旧画，比之如疾求医，需观其色，切其脉，对症下药。揭必净，洗必清，配必同，全必陈。”1956年，他加入苏州第一裱画生产小组工作，20世纪60年代，应邀赴南京博物院工作并培养书画修复人才。他一生抢救了大批濒临湮没的名贵字画，也带出了一批批专业徒弟。上海国画大师程十发先生为他题词“根宝裱褙大家”。谢根宝的得意弟子范广畴，为苏裱技艺国家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是《国宝守护：苏裱》一书的作者。他从1957年起跟随谢根宝大师学艺。除了认真仔细地听老师傅们讲，看老师傅们怎么做，还学会了博众家之长，来积累和丰富自己的经验，细心琢磨，反复推敲，其书画装裱技艺在社里同龄人中是进步最快的。20世纪八九十年代，苏州对外交流频繁，他曾经被派赴日、美等国和我国台湾地区进行工艺技术交流。范广畴修复古旧书画技艺高超，具有书画鉴定眼光，还在装裱刺绣新作和修复旧绢本刺绣画上颇有章法，发扬了刺绣软裱工艺。退休后被邀请到苏州博物馆带徒传授苏裱技艺，为博物馆修复馆藏古书画百余件，也培养了书画装裱修复人才。苏裱技艺国家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范广畴
苏裱技艺在长期的师承中通过口传手授的方式传承下来，从至今保存完好的传世作品来看，这种技艺传承方式能有效保证技艺的相对完整。正是由于苏裱名家致力于书画保护技艺的探究提高和无私传承，许多历代传世和出土的珍贵书画才得以重新焕发生机，代代相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