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勒（Gustav Mahler）大地之歌（Das Lied von der Erde）
佚名 网络 男中音）独唱和管弦乐队写的交响曲》。既是交响曲，就应该按顺序编入他的交响曲序号，成为第九交响曲，可是马勒并不这样做。据说马勒有严重的宿命论倾向，他认为一位交响作曲家在写完第九交响曲之后，生命也就到尽头了。的确，在贝多芬之后，19世纪作曲家没有人能超越“九”这个数字，贝多芬、舒伯特、布鲁克纳、德沃夏克，都是在写完自己的第九交响曲之后去世，但数字与生命并无必然联系，后来的肖斯塔科维奇就写到15部交响曲。
1907年3月，马勒向维也纳市政当局递交辞呈，辞去他已经担任了长达十年之久的维也纳歌剧院音乐总监职务。在有“音乐之都”美称的维也纳，歌剧院指挥是个炙手可热的位子，这个城市在马勒之前已经出现过无数大大小小的艺术家，其中有八位作曲家堪称不朽的音乐大师，他们是格鲁克、海顿、莫扎特、贝多芬、舒伯特、勃拉姆斯、约翰·施特劳斯、布鲁克纳、这里是欧洲音乐文化会聚的中心，音乐是维也纳城市的象征，歌剧院指挥几乎是这个城市的灵魂和主宰。马勒在这里的业绩是整个20世纪的指挥艺术典范，他对乐队编制进行大胆的改革，使乐队音响具有雄奇宏伟的气势，他在演奏贝多芬等古典大师的作品时追求高度的完美和排山倒海、雷霆万钧的力量。他对艺术的追求一丝不苟，对遇到的困难毫不动摇。面对维也纳音乐界庸俗势力对他的非难，他的的回答是：“我对什么事情都可以妥协，但在艺术上绝不让步！”以这种不屈不挠的精神面世，必然会招致来自很多方面的反对，他在维也纳为自己树立了太多的对立面，结果被来自各个角落的阴谋诡计骚扰得疲惫不堪。此时，纽约大都会歌剧院频频与他接触，有意要聘他担任大都会歌剧院指挥。马勒在优厚的待遇面前没有什么可犹豫的了，于是辞去了维也纳歌剧院的指挥职务。
这一年的六月，已经辞去职务的马勒带着妻子和孩子，去乡下度假，在此之前，马勒已经查出有心脏缺损的毛病，在拿到纽约的聘约后，他想好好调养一下身体。孰料，才到乡间别墅的第三天，大女儿便染上了猩红热和白喉，以当时的药物水平，这两种病都被视为绝症，何况两种病一齐缠上身来。孩子在病床上痛苦挣扎了两个星期，还是撒手西去了，死时只有四岁半。马勒平日里与女儿感情极为深厚，女儿的去世对他是个沉重的打击，他的心脏病突然恶化，医生断然告诉他，要想多活几年，就要精心休养，放弃他长年坚持并喜爱的户外活动，如爬山、游泳、骑自行车等等。马勒一向以大运动量的野外运动调整日常生活，突然间变成严重的病人，甚至很平缓的散步也要用计步器来限制，这对他又是一个打击。生活中这两件重大事件把马勒推向一个人生转折的关口，他开始面对生命做人生的思考。
马勒对哲学、宗教、神秘论的兴趣使他对生命本身怀有空幻的认识，生活虽然美好，但是死亡是不可抗拒的，生与死，人与自然，是浑成一体的，它构成人的命运，受神秘力量的支配。感到人生苦短，生命将近，他对生活的认识就更富于哲学意味。就在这些日子里，马勒读了一位朋友送给他的唐诗德文译本《中国之笛》。本来也许只是为了排遣一下郁闷的心情，读过之后，发现其中一些诗的内容正适应他目前的精神需要，于是他选取了其中的七首诗，写成了有六个乐章的交响声乐套曲《大地之歌》。
马勒读到的汉诗译本并不是由中文直接翻译的，编者汉斯·贝特格根据另一位汉斯·海恩鲁曼的汉诗散文化德文本改写成诗体文，其中又参照了英文译本，部分内容又来自法国女作家戈谢的译本《玉书》。这样几经转译编写，原诗的面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如果没有作者和标题的提示，已经很难辨认原诗是哪些篇目。在《大地之歌》的七首歌词中，可辩明篇目的有五首，分别是李白、王维、孟浩然的原作，另外两首已完全无从查对，甚至有人怀疑是伪作。
马勒所处的19世纪晚期到20世纪初，已经有不少中国的文学作品和学术著作翻译到西方，从孔子、孟子的思想、《孙子兵法》，到《水浒》、《红楼》、《赵氏孤儿》，出现了几种文字的译本。这些翻译多出自到过中国的传教士，译文还谈不上信达，仅限于介绍性翻译，很难保持中华文化的精髓。以诗词翻译为例，中国诗词是世界上各种语言的诗歌中艺术价值的最高峰，有独特的艺术手法。意境的营造、比兴的寄托、凝炼含蓄的抒情、甚至儒家道统的贯彻，都是西方诗歌里没有的，在翻译过程中不免有遗漏或谬误。而且在那以前的译者还没有把中国诗论、文论译介到西方，对汉诗的翻译和理解都存在障碍。尤其是中西语言的差异，更无法表现中国诗词的音乐性，所以一些汉诗译本干脆就译成散文，只求表达意思上的完整。再由一些诗人改写成外文式样的诗，原作的风貌还能保持几分只有天知道了。马勒看的唐诗《中国之笛》就是这样一个译本。当然，马勒不是诗人，更不是汉学家，不必去考究译本的好坏，他只要根据自己的需要选取能表达自己的思想感情的篇目就是了。对于他来说，中国是神秘的东方古国，来自东方的十一个世纪前的诗歌，一定蕴涵着深奥玄妙的哲理，有对大自然和生命的深沉感悟，正符合他此时的精神需要。《大地之歌》里选用的唐诗译文再经过马勒的又一次改编组合，文字上就更适合马勒的音乐要表达的个人感情了。
《大地之歌》共分六个乐章，每个乐章都设标题。第一乐章《咏人世悲愁的饮酒歌》，从李白的歌行体诗《悲歌行》中摘出片断，做这一乐章的歌词。歌词分成三段，每段的结尾一句都是马勒自己插进去的，“生是黑暗的，死也是黑暗的”，表达他对生命的看法。音乐激昂热烈，有对大自然和生命的热情颂扬，也有对生命的抗拒，但总的情绪仍不脱离孤独和悲唳。
第二乐章《秋日的孤独者》，歌词描写大地上万木凋零的萧瑟景色，气氛晦暗。这个乐章的原诗作者无法确定，只能根据译音猜测是张籍或张继或钱起的诗，但从这三人的诗里都找不出内容近似的诗。
第三乐章《咏少年》，第四乐章《咏美女》，第五乐章《春日的醉翁》。这三个乐章都比较短小，描写青春生活的快乐，表现马勒对青春生命力的赞美和怀恋。这三个乐章像间奏曲一样，经过一番过度，音乐又回到深沉凝重的核心。
第六乐章是马勒着力灌注思想内容的乐章，乐章标题是《告别》，歌词用了两首唐诗，分别是孟浩然的《宿业师山房待丁大不至》和王维的《送别》。音乐长达三十多分钟，占整部交响曲的一半，表现大地的永恒和生命不得不告别尘世的悲哀。这个乐章写得非常铺张，作曲家用音乐语言表达哲理性的内容，反映出马勒感到老之将至时面对生命的复杂情怀。他既赞美生命和大地，又怀着不得不离去的无奈，感情变化十分强烈。
《大地之歌》虽然通篇采用了唐诗，但作曲者只是借用唐诗的诗句，按照自己的需要抒发个人的感情，音乐写得色彩绚丽浓重，对比强烈，规模宏大，这与李白、王维、孟浩然诗的轻灵飘逸、简洁含蓄、清新淡雅的风格相去甚远，所以，用上述几位诗人的诗去直接理解马勒的《大地之歌》，是很不可靠的。
《大地之歌》写成于1908年，没有演奏过。1911年五月马勒去世，又过了半年，著名指挥家布鲁诺·瓦尔特在慕尼黑首演了《大地之歌》，在此之后，马勒做为作曲家的声誉才逐渐建立。马勒的交响曲都是鸿篇巨制，他用巨大的篇幅和复杂的音乐语言来表达哲学性思维，有时甚至是玄奥的，这使他的音乐只在较小的范围内受欢迎，直到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以来，他的音乐才声誉日隆，直到九十年代，在世界上掀起了马勒热。人们究竟想从他的音乐里汲取些什么，马勒自己是不会知道的，但是，他生前曾言之凿凿地说过：“我的时代终将到来。”也许马勒的确在将近一个世纪之前就在替今天的人们发旷古之幽思了。
1907年3月，马勒向维也纳市政当局递交辞呈，辞去他已经担任了长达十年之久的维也纳歌剧院音乐总监职务。在有“音乐之都”美称的维也纳，歌剧院指挥是个炙手可热的位子，这个城市在马勒之前已经出现过无数大大小小的艺术家，其中有八位作曲家堪称不朽的音乐大师，他们是格鲁克、海顿、莫扎特、贝多芬、舒伯特、勃拉姆斯、约翰·施特劳斯、布鲁克纳、这里是欧洲音乐文化会聚的中心，音乐是维也纳城市的象征，歌剧院指挥几乎是这个城市的灵魂和主宰。马勒在这里的业绩是整个20世纪的指挥艺术典范，他对乐队编制进行大胆的改革，使乐队音响具有雄奇宏伟的气势，他在演奏贝多芬等古典大师的作品时追求高度的完美和排山倒海、雷霆万钧的力量。他对艺术的追求一丝不苟，对遇到的困难毫不动摇。面对维也纳音乐界庸俗势力对他的非难，他的的回答是：“我对什么事情都可以妥协，但在艺术上绝不让步！”以这种不屈不挠的精神面世，必然会招致来自很多方面的反对，他在维也纳为自己树立了太多的对立面，结果被来自各个角落的阴谋诡计骚扰得疲惫不堪。此时，纽约大都会歌剧院频频与他接触，有意要聘他担任大都会歌剧院指挥。马勒在优厚的待遇面前没有什么可犹豫的了，于是辞去了维也纳歌剧院的指挥职务。
这一年的六月，已经辞去职务的马勒带着妻子和孩子，去乡下度假，在此之前，马勒已经查出有心脏缺损的毛病，在拿到纽约的聘约后，他想好好调养一下身体。孰料，才到乡间别墅的第三天，大女儿便染上了猩红热和白喉，以当时的药物水平，这两种病都被视为绝症，何况两种病一齐缠上身来。孩子在病床上痛苦挣扎了两个星期，还是撒手西去了，死时只有四岁半。马勒平日里与女儿感情极为深厚，女儿的去世对他是个沉重的打击，他的心脏病突然恶化，医生断然告诉他，要想多活几年，就要精心休养，放弃他长年坚持并喜爱的户外活动，如爬山、游泳、骑自行车等等。马勒一向以大运动量的野外运动调整日常生活，突然间变成严重的病人，甚至很平缓的散步也要用计步器来限制，这对他又是一个打击。生活中这两件重大事件把马勒推向一个人生转折的关口，他开始面对生命做人生的思考。
马勒对哲学、宗教、神秘论的兴趣使他对生命本身怀有空幻的认识，生活虽然美好，但是死亡是不可抗拒的，生与死，人与自然，是浑成一体的，它构成人的命运，受神秘力量的支配。感到人生苦短，生命将近，他对生活的认识就更富于哲学意味。就在这些日子里，马勒读了一位朋友送给他的唐诗德文译本《中国之笛》。本来也许只是为了排遣一下郁闷的心情，读过之后，发现其中一些诗的内容正适应他目前的精神需要，于是他选取了其中的七首诗，写成了有六个乐章的交响声乐套曲《大地之歌》。
马勒读到的汉诗译本并不是由中文直接翻译的，编者汉斯·贝特格根据另一位汉斯·海恩鲁曼的汉诗散文化德文本改写成诗体文，其中又参照了英文译本，部分内容又来自法国女作家戈谢的译本《玉书》。这样几经转译编写，原诗的面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如果没有作者和标题的提示，已经很难辨认原诗是哪些篇目。在《大地之歌》的七首歌词中，可辩明篇目的有五首，分别是李白、王维、孟浩然的原作，另外两首已完全无从查对，甚至有人怀疑是伪作。
马勒所处的19世纪晚期到20世纪初，已经有不少中国的文学作品和学术著作翻译到西方，从孔子、孟子的思想、《孙子兵法》，到《水浒》、《红楼》、《赵氏孤儿》，出现了几种文字的译本。这些翻译多出自到过中国的传教士，译文还谈不上信达，仅限于介绍性翻译，很难保持中华文化的精髓。以诗词翻译为例，中国诗词是世界上各种语言的诗歌中艺术价值的最高峰，有独特的艺术手法。意境的营造、比兴的寄托、凝炼含蓄的抒情、甚至儒家道统的贯彻，都是西方诗歌里没有的，在翻译过程中不免有遗漏或谬误。而且在那以前的译者还没有把中国诗论、文论译介到西方，对汉诗的翻译和理解都存在障碍。尤其是中西语言的差异，更无法表现中国诗词的音乐性，所以一些汉诗译本干脆就译成散文，只求表达意思上的完整。再由一些诗人改写成外文式样的诗，原作的风貌还能保持几分只有天知道了。马勒看的唐诗《中国之笛》就是这样一个译本。当然，马勒不是诗人，更不是汉学家，不必去考究译本的好坏，他只要根据自己的需要选取能表达自己的思想感情的篇目就是了。对于他来说，中国是神秘的东方古国，来自东方的十一个世纪前的诗歌，一定蕴涵着深奥玄妙的哲理，有对大自然和生命的深沉感悟，正符合他此时的精神需要。《大地之歌》里选用的唐诗译文再经过马勒的又一次改编组合，文字上就更适合马勒的音乐要表达的个人感情了。
《大地之歌》共分六个乐章，每个乐章都设标题。第一乐章《咏人世悲愁的饮酒歌》，从李白的歌行体诗《悲歌行》中摘出片断，做这一乐章的歌词。歌词分成三段，每段的结尾一句都是马勒自己插进去的，“生是黑暗的，死也是黑暗的”，表达他对生命的看法。音乐激昂热烈，有对大自然和生命的热情颂扬，也有对生命的抗拒，但总的情绪仍不脱离孤独和悲唳。
第二乐章《秋日的孤独者》，歌词描写大地上万木凋零的萧瑟景色，气氛晦暗。这个乐章的原诗作者无法确定，只能根据译音猜测是张籍或张继或钱起的诗，但从这三人的诗里都找不出内容近似的诗。
第三乐章《咏少年》，第四乐章《咏美女》，第五乐章《春日的醉翁》。这三个乐章都比较短小，描写青春生活的快乐，表现马勒对青春生命力的赞美和怀恋。这三个乐章像间奏曲一样，经过一番过度，音乐又回到深沉凝重的核心。
第六乐章是马勒着力灌注思想内容的乐章，乐章标题是《告别》，歌词用了两首唐诗，分别是孟浩然的《宿业师山房待丁大不至》和王维的《送别》。音乐长达三十多分钟，占整部交响曲的一半，表现大地的永恒和生命不得不告别尘世的悲哀。这个乐章写得非常铺张，作曲家用音乐语言表达哲理性的内容，反映出马勒感到老之将至时面对生命的复杂情怀。他既赞美生命和大地，又怀着不得不离去的无奈，感情变化十分强烈。
《大地之歌》虽然通篇采用了唐诗，但作曲者只是借用唐诗的诗句，按照自己的需要抒发个人的感情，音乐写得色彩绚丽浓重，对比强烈，规模宏大，这与李白、王维、孟浩然诗的轻灵飘逸、简洁含蓄、清新淡雅的风格相去甚远，所以，用上述几位诗人的诗去直接理解马勒的《大地之歌》，是很不可靠的。
《大地之歌》写成于1908年，没有演奏过。1911年五月马勒去世，又过了半年，著名指挥家布鲁诺·瓦尔特在慕尼黑首演了《大地之歌》，在此之后，马勒做为作曲家的声誉才逐渐建立。马勒的交响曲都是鸿篇巨制，他用巨大的篇幅和复杂的音乐语言来表达哲学性思维，有时甚至是玄奥的，这使他的音乐只在较小的范围内受欢迎，直到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以来，他的音乐才声誉日隆，直到九十年代，在世界上掀起了马勒热。人们究竟想从他的音乐里汲取些什么，马勒自己是不会知道的，但是，他生前曾言之凿凿地说过：“我的时代终将到来。”也许马勒的确在将近一个世纪之前就在替今天的人们发旷古之幽思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