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乐懿自传
佚名 网络一、和音乐结缘
1919年3月27日我出生在上海，祖籍是浙江鄞县。很小的时候，我曾随父母去过那里，但几乎没有留下什么印象。
如果回想我怎么会开始学琴，这大概要追溯到在我还没有出生前的许多年。
当母亲还是个女孩子的时候，在教会学校清心女中读书。学校里设有钢琴课，但母亲因家境贫寒，物理支付学费而不能学琴。看到别人练琴，她羡慕极了，经常偷偷地去听，她多么希望自己也能学会弹琴！任何事情都总是可以想办法的，母亲当时有一个要好的女同学在学琴，学校放假时，她让母亲偷偷地从窗口跳进琴房。对钢琴的酷爱居然使母亲敢冒天下之大不韪破窗而入，听这位同学弹琴，并从这个好心的女孩子那里开始了学琴的第一课。在这以后，母亲才开始逐渐地跟学校的老师学习。数年后她毕业了，留在母校教课，也教授钢琴课。
我的父亲年轻时没有特别的嗜好，只是爱好唱歌。工作之余，他参加了业余合唱团，也参加教会的唱诗班。和父亲结婚时，母亲唯一的要求就是希望能有一架属于自己的钢琴。这也正中父亲之意，因为他们有着共同的志趣。当我还是婴儿的时候，就经常在家人吃好晚饭后，被父亲抱在手上，父亲唱歌，母亲弹琴。吃完晚饭唱歌是父亲唯一的爱好，从还没有记忆时起，我就在父亲怀里听歌，无意中听了很对音乐。
大约从不满4岁时开始，父亲经常让我站在小凳子上唱歌。有一天晚上父亲又让我这样做，我不明白为什么，只是照办了。原来这是一次排练，在圣诞节的晚上，我被带去表演唱歌。记不清是在什么地方，只记得有许多人在场。我还不懂得什么叫“怯场”，就象在家里一样地唱了。唱完后，人们给我热烈鼓掌，这是我第一次演出。演出后有人送给我一个黄头发、眼睛会动的大洋娃娃。这件意外的礼物我爱不释手：晚上让她睡在我身边，第二天早上睁开眼睛第一件事就失去抱她。
一次午睡醒来后，我在床上躺着，听见窗外街上有人卖唱《孟姜女》，我当时并不知道那是什么曲子，但是记住了。我从床上爬起来坐到琴上，一音不差地找出了整个旋律。母亲注意到我喜欢弹琴，于是她常在空闲时教我在琴上弹平时唱的歌。我还不识谱，只凭耳朵的记忆，从那时我才真正开始接触钢琴。在我七八岁时，父亲所在的雅乐社合唱团去杭州芷江大学演出，我也被带去演出一个节目：弹琴。那时我的脚还碰不到踏板，要被人抱起来站在讲台上鞠躬。这是我的第一次钢琴独奏。
1928年，上海举行纪念“舒伯特逝世一百周年”音乐比赛。我参加了儿童组（规定必须弹舒伯特的作品），得了第二名。这时父母才真正意识到应该让我学琴。先由母亲给我启蒙，后来跟王瑞娴先生学习，她给我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到我在工部局女子中学读书时，如果母亲没有空时，我便担当起给父亲伴奏的义务。母亲忙于其它事时，我便代替她给学生上课。在学校里，各种舞蹈、合唱的排练都由我弹钢琴伴奏，有时先生不在便委托我负责排练。学校开运动会时，我从开幕弹到闭幕。在圣诞节、新年时，活动多得应接不暇，有时一天得演出好几场。当时我有个同学经常请我去她家玩，她家里姐妹很多，只要我一去，大家就坐下来专门听我弹琴。我给她们弹钢琴曲，也弹大家熟悉的电影插曲和她们喜欢唱的歌，有时得自己即兴配伴奏，并和大家一起唱。这对我的视奏、伴奏、教学都是一个很好的锻炼，但在当时并没有意识到。这样一直继续到我考上了上海国立音专。
二、我的老师查哈罗夫（ Boris Zarharoff ）
中学里功课紧张，课外要我弹琴的场合越来越多，占去大量的时间，长期下去，功课将受到影响。快要毕业时，父亲和母亲为我是否应该停一段学琴的事研究过多次。我自己也很着急，但又舍不得放弃学琴的机会，进退两难。一天晚上，一个一起学琴的大同学在送我回家的路上听了我的想法后，建议我去考音专。我想去考但不敢和父亲谈起此事，因为在英商宝威大药行批发部任职员的父亲是不许我读男女混合的学校的。这位好心的同学理解我的心情，找了一个适当的机会，和父亲谈了这件事。父亲总算同意了。但提出了三个条件：一、要考音专就必须考取，否则不能回原学校念（就是说，如考不取我就没书念了）；二、一定要在系主任查哈罗夫班上学琴；三、不许和男孩子说话。这实在是给我出下的难题。
我从未见过查哈罗夫，只听说他原是苏联列宁格勒音乐学院的教授，是位著名的演奏家。巡回演出到中国，从哈尔滨到上海，被萧友梅先生破格聘为上海国立音专钢琴系主任。多想进音乐院跟他学琴的人，在未考试之前就已经开始跟他学习，以便考取后能分在他班上学习。可我呢？我不认识他，他也更不知道还有我这么一个想跟他学琴的学生。碰运气吧！这位好心的大同学继续帮助我，听我练琴，告诉我她所知道的考试规则。
考试的这天终于到了，有二十几个人要考钢琴。在一个大教室里，校长萧友梅、教务主任黄自、系主任查哈罗夫和全体钢琴系老师都在场。母亲在陪我等候考试的时候，就听人说查哈罗夫班上的2个新生名额已经满了，她急坏了。可我什么也不知道，轮到我考时，我走进去象往常一样地弹。在我弹时，母亲看见考官们有人在交头接耳，有人在点头赞许。结束时查哈罗夫说了句：Hard Work！（这都是后来我才知道的事）我弹完后觉得太热径直走到外面去乘凉。查哈罗夫向我走过来，问我几岁了，在哪里学的琴，然后便走开了。第二天传出我考得很好的消息。1935年10月我被国立音专的高中班录取了，分在查哈罗夫的班上另一名新生是选科生范继森。
查哈罗夫对我们是极其严格的。他很爱才，只要是有才能的学生，不管在哪个系读书，他都非常关心。对家境困难的学生，他甚至免费给他们上课。他的学生开演奏会时，他一个人老早就在后台踱着方步抽烟，并按照他特有的习惯，不停地吃巧克力。我们每个人的上下场都由他一个人安排，如果是正式演出，台上用的琴、琴凳、灯光都必须他自己先试过。每次我演出前，他都要过问：“明天你穿什么颜色的衣服上台？”他还告诉你明天的音乐会应该在几点钟到场。演出的当天，连从早饭开始吃过些什么他都要知道，凡是应该想到的，他都想到了。我在音乐会上演奏时，他时而在后台，时而迅速地走到听众席里的一个每次都为他留着的空位子上，听我弹琴，也听听众的反映。演出结束后，他总是安慰的多，并且说：“明天可以玩，但是后天必须练琴了。”到再次上课时，他就开始仔仔细细地和我“算帐”，哪些地方弹得好，哪些地方不够好，应该怎样纠正……。
就是这么一位好老师，教给我音乐，也教我如何一步一步地走向舞台。他教我弹琴，也教我作为一个演奏员应该懂得的礼节。这对搞表演专业的人来说，是件很重要的事。有许多琴弹得很好的人，在舞台上却会束手无策。他把自己的心血全都倾注在学生身上，甚至是搀扶着他们一步步成长。为了学生，他会不惜休息时间在星期天额外加课。当时父亲不许我单独和男先生接触，每次加课都必由母亲陪同，或者找其它的理由不让我去。现在回想起来，失掉了不少上课的机会，倒觉得有些遗憾。
在他的精心指导下，我不断地进步着。为了使我能更快地成长，他费心地为我准备各种音乐会，创造许多锻炼的机会。把我介绍给当时的上海工部局交响乐队，使得我在还是个学生的时候，就得到与他们合作的机会。我曾与该乐队著名的意籍指挥梅·帕契和乐队首席福华（Arrigo Foa）多次合作，在查哈罗夫先生那里，我才真正懂得了什么叫音乐，懂得了学音乐是相当艰苦的，明白了弹琴到底是怎么回事。……
1941年从音专毕业留校工作后，我仍旧一直跟查哈罗夫先生学琴。然而长期的劳累和不规律的生活，使得他得了癌症，身边没有人照顾，1942年便去世了。他没有什么积蓄，是朋友们帮他付清了住院的费用。按照俄罗斯的习惯做过弥撒之后，把他葬在一个供外国人用的简陋的公墓。用泥土堆起的坟堆前，只有一块写着名字的木牌子。看上去那么孤独、凄凉……。我的心全冷了：这就是人生的归宿？这就是一个把毕生精力献给音乐、倾注给学生，培养了这么多人才的著名钢琴家的去处？他和一个路边乞丐的结局又有什么两样？我似乎看见他躺在那冰冷冷的泥土里，在注视着我，在问我：“你会到我的墓地来献花吗？”我无法面对他的正视。
让他这样长眠，我的心将永远不得安宁。我起了一个要为他修墓的念头。父亲支持我，但没有能力支援我。1943年我借了一笔钱为查哈罗夫先生修墓，并与石匠签订了合同。为此我开始筹备募捐性质的音乐会，教大量的学生，好尽早凑足这笔资金。先生不在了，以往的依靠没有了。我必须独立完成音乐会的进行工作。有和往常一样的舞台，一样的观众，一样的掌声。可身边却少了一个在这时最需要、最可信赖的人。想到这些，我脑子里涌上各种思绪，百感交加……。也许在我走上台去的时候，他会在什么地方象往常一样看着我，仔细地听我？……不能让他失望，我必须加倍努力地练琴。
大量的教学工作和练琴，心情的压抑等等。这种超负荷运转的恶果终于爆发了：一天早上起来，我突然觉得两只手臂像灌了铅一样无法抬起来，拿着筷子象有千金重。我紧张极了，不明白是怎么回事。一声讲不出道理，我更不知道这时因为疲劳过度引起的。然而沉重的胆子在肩，音乐会一天天临近了，就要动工的先生的墓需要足够的钱，刻不容缓！我只得抱着疲倦不堪的身体，甚至躺着给学生上课。弹琴的人要失去了手，将会怎样呢？我不敢想，也不容我想。只能拼命地工作，结果身体越拖越垮。当时有许多人，甚至包括学校的著名教授都替我惋惜，认为我从此再也不能弹琴了。这使得我对自己更加失去信心，劳累、心情和身体形成了恶性循环。这阶段，看了许多西医、中医，拖了三年之久，我才恢复了元气，重新走上舞台。身体可以恢复，手可以治愈，然而心灵的伤口却很久不得愈合。我怀念先生，忘不了先生。我从一个不懂事的学生到一个成熟的钢琴家这条艰难、漫长的路上，留下了他带着我起步的脚印和搀扶我行走的痕迹。他用语言，更多的是用行动告诉我不仅是做一个演奏家，也包括做一个教师的准则。如今我已经做了几十年的教师，还时常会想起他当年是如何对待我们这些未成年的学生。有时我仿佛还能看到，在我走着的这条路上，有他的身影时隐时现。
三、征途
既然选择了这个专业，就愿意学得更好些，我还想继续学习就去找了梅·帕器。帕器也是个好老师。他从音乐的处理方面帮助我，帮我加强音乐修养；为我介绍老师，让我再次去向弗兰克尔（兼任上海工部局乐队小提琴师）进修和声、作曲方面的知识和加强室内乐的锻炼，从音乐的广度和深度上理解。可惜的是，不久因他也得了癌症，又使我不得不中断了学习。没有老师，只能靠自己。边自学，边教学，边演出。在这期间，曾和当时在上海的许多著名小提琴家、大提琴家、声乐家多次合作，并去北京、天津、南京、武汉、广东等地巡回演出。
抗战胜利后，我留在母校任副教授。受印尼华侨协会邀请，1948年我赴印尼义演。演出结束时，上海解放了。当时交通阻塞，切断了回来的路，当时不知这种情况会延续多久。邀请我的华侨协会的人感到很抱歉，问我有什么愿望和想法，他们将尽力帮助我。在这种情况下，我把自己向往努力了10年、但因经济情况不允许而屡遭失败的愿望说了出来：我想出国深造。经过他们的帮助没想到居然成功了，我被安排好去法国学习。一切来得这么突然，我完全没有准备。命运偶然因素决定着，我决定接受它，毅然前往。
要在船上度过一个月的时间才能到达巴黎；到巴黎后可能又会有考试等着我，因此，我每天都去船上的休息室练琴。琴声吸引一些人，他们总是在我练琴是到休息室附近来看书、聊天。彼此渐渐地熟了，许多人就座进来听我练琴。1950年元旦时，我在船上开了一场独奏音乐会。在这段旅行生活中，我认识了许多人。他们常和我交谈，并向我介绍了巴黎音乐院一些有名教授，使得我在一到巴黎便找到很好的老师：伊凡·诺特（Yves Nat）。我跟他的学习进行得很顺利，1950年底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于巴黎音乐院。离开了学校，便开始了跟玛格里特·朗私人的学习，据她说，我是她接触到的第一个中国学生。她对我很好，一定要参加以她的名字命名的玛格里特·朗——雅克·蒂博国际钢琴小提琴比赛。当时我并不明白“比赛”的含义。我想既然要参加，就要弹好，而且先生也对我寄予很大的希望，所以，我按照她规定的曲目认真地准备着。但在报名办手续的时候，经办人看了我护照的出生年月，告诉我已经超过了规定可以参加的年龄，我只好退了下来。对我来说这是一个打击，在这以前没有人告诉我“比赛”是怎么回事，要是早能知道这件事，早些年能出来多好。有时“机会”一旦错过，便永远不会在出现了。看到现在经常会有年轻的选手被派出去参加比赛，国家为他们准备好一切条件，真羡慕他们。虽然我并不认为参加比赛是学琴的唯一目的，但对鼓励和发挥年轻人的才能可起到一个很好的促进作用。
这个阶段，我曾到英国参加过一个暑期音乐夏令营。这是一个开音乐会、讲座、教课和相互交流的场所。我听了许多音乐会，认识了不少有名的音乐家。其中有一位李斯特音乐院的教授莱温脱，她是奥地利的犹太人，被希特勒从维也纳逐除出境。她知道我仍想学习，想为音乐会准备更多的节目后，便热心地帮助我。因此我又在英国呆了一段时间。
四、归国
我到英国不久，就收到许多国内外老同学的来信。他们给我介绍解放后国内的变化，介绍他们当时的工作情况，希望我能学成回国。我学的是西洋音乐，能被接受吗？这是一个令人担心的问题。但“回国”，似乎是天经地义的。由于我的父母当时已经移居香港，1954年初便从英国来到了香港。
在香港我开了几场音乐会。这时有许多学生找上门来要我教琴，我拒绝了，还是想回国内。我接连不断地收到更多的来自内地的信，老同学、熟悉的人如贺绿汀院长、李翠贞、范继森都催我回来，他们告诉我国内需要我的专业，现在比过去更需要。
我回来了。离开了五年多，这里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贺绿汀院长陪我参观学校当时在漕河泾新盖的校舍、琴房。我看到解放后的学生比我们当时的学生幸福多了。我们那时练琴也是要付钱的，而他们可以免费读书，一切都不能相比。看完后，贺绿汀院长问我有什么感觉。我对他说：“现在的学生多幸福啊！我愿意再做一次学生，恨不得再重新开始念书。”我留下了，一直工作到现在。
我一面教学，一面不间断地参加演出。参加几乎每一届“上海之春”的演出。在解放10周年时，我和上海交响乐团合作演出了李斯特的第一协奏曲，并灌制了唱片。曾和国内外许多著名指挥家合作。曾到捷克斯洛伐克、芬兰和他们的乐队合作演出。曾在瑞典、保加利亚、南斯拉夫演出……。当时教学工作很紧张，但必须抽时间练琴。我认为，教学和演出是不可分割的。只有通过演出才能不断进步，才能用自己的切身体会教学，对学生才会更有益处，所以我坚持这样做。
我把事情看的这么简单，万万没有料到后来只是因为“演出”而遭到横祸。
和国内所有人一样，我也经历了疯狂的年代。一切都停顿了，这是倒退。虽然它再也不允许出现，可是却造成了几代人被毁的事实。对搞演奏的人来说，时间的流逝是最大的损失。我也未能幸免。……
当这个席卷全国的恶浪过去时，10年的时间也随之一起过去了。在我年逾花甲的时候，一切才又重新开始。1981年以来，我曾被邀请去法国、日本、美国任国际钢琴比赛的评委。多次任国内钢琴比赛评委。在我的学生中，有些曾出国参加比赛并获奖（编者注：如李其芳、秦萤明、刘忆凡）。我总是希望他们能做我当初向往而没有机会做的事。让人们知道，中国人也能很好地掌握西方音乐。在进行教学工作的同时，我参加了一些社会活动。曾被任为：第三届全国人大代表、上海音协常务理事、上海音乐学院钢琴系主任。
在生活中，每个人都有着自己的选择。这种选择和命运中偶然因素的巧合，形成了各自的生活轨道。它们千差万别，各不相同。每当追溯往事，就好象回到很久以前……。我从不追悔自己所走的路，过去的成功、失败、顺利、挫折，随着时间的推移不再复返。而留下爱的是经过千锤百炼之后的生命的真谛。人生是短暂的。当每个到地球上来旅行的人想到总有一天会匆匆离去时，都会留下自己的遗憾，是的，对我来说，最大的遗憾是，我再也无法象在年轻时那样地弹琴了。而我的旅程却是从弹琴开始的。假如光阴能倒转，假如能把曾被剥夺的时间还给我，假如能让我减去10岁……什么都不可能，什么都已经过去了。这“遗憾”也有可能成为过去的。当生命还存在的时候，我原为把它变成过去而努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