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思聪中国小提琴音乐的里程碑

人物简介

马思聪(1912—1987)，广东海丰人。中国现代著名的作曲家、小提琴演奏家和音乐教育家。

马思聪1923年和1931年两度赴法国学习音乐，主修小提琴与作曲。学成归国后，一直从事音乐创作、演出和教育活动。新中国成立后，出任中央音乐学院首任院长。“文革”期间他受到迫害，于1967年到美国定居。

马思聪是中国20世纪杰出的作曲家，他毕生致力于中西音乐艺术的融合，以精湛的西洋音乐技巧，出色地表现了中华民族的审美内涵与文化底蕴。马思聪是中国小提琴音乐的开拓者，他以卓越的演奏与创作，使源自西方的小提琴音乐成为中国音乐的一部分，并在中国广为传播。马思聪是中国现代音乐教育的先驱之一，他促进了现代音乐教育体系在中国的建立，为中国培养出一批蜚声世界乐坛的人才。

提到马思聪，我的脑海里就会自然流淌出《思乡曲》、《塞外舞曲》等美妙动人的旋律;同样，当这些美妙动人的旋律响起时，我脑海里就会浮现出拉着小提琴的马思聪形象。

马思聪是我国小提琴音乐的一座里程碑，他为中国小提琴音乐的演奏和创作开辟了一条健康发展的道路，为中国音乐在世界乐坛赢得了声誉。在音乐爱好者的心目中，他就是中国小提琴音乐的“代名词”。其实，马思聪在中国各类音乐创作和专业音乐教育、专业音乐演出团体建设等各个领域，都取得了丰富的成果，在同辈音乐家中独树一帜，马思聪对中国近现代音乐的发展，作出了毕生的贡献，产生了深刻而积极的影响。

赴国外学习音乐的先驱

马思聪1912年出生于广东海丰。父亲马育航为晚清秀才，曾就读于新式的速成师范学校，担任过小学校长。早年倾向变革维新，继而秘密参加了反清活动。武昌起义后担任广东省财政厅长等职。母亲黄楚良略识诗书，喜爱广东民间音乐。马思聪从5岁起，因在外祖父家听留声机唱片、听母亲唱民歌，逐渐对音乐发生兴趣。他喜爱家乡的地方戏曲，还跟堂嫂学会了弹风琴。1921年，马思聪随父亲到广州上学，就读于培正学校，又学会了吹口琴和弹月琴。1923年暑期回海丰时，适逢大哥马思齐从法国回家养病，带回一把小提琴送给马思聪。马思聪对这把琴一见钟情，爱不释手，遂于1923年随大哥去法国专门学小提琴。从此，小提琴也就成了马思聪的终生“伴侣”。

赴法初期，马思聪先后向多位老师学习。1925年，考入法国的南锡音乐院，继续学习小提琴。1926年，经朋友介绍，开始师从巴黎国立歌剧院小提琴演奏家奥别多菲尔，这是马思聪在法国的第5位老师。在奥别多菲尔的指导下，马思聪的小提琴演奏水平很快得到较大提高。1928年，马思聪考入巴黎音乐院蒲虚理教授的提琴班。这期间，马思聪开始尝试音乐创作。他根据中国古典诗词的意境，创作了《古词七首》。1929年，马思聪结束第一次留法学习后回国。

1931年，在广东省政府的资助下，马思聪第二次赴法留学，经奥别多菲尔介绍，跟随犹太族保加利亚作曲家毕能蓬教授学作曲。这位作曲家对马思聪的音乐事业产生了非常深远的影响。他将马思聪的视野扩大到美术和哲学等广阔领域里。他教导马思聪:“一个作曲家必须具备多方面的艺术知识和素养。”马思聪牢牢记住了老师的教诲，并以此教导他的后辈们:“多看一些好画，多听一两支优美的乐曲，多阅读一些优秀的文学作品，对提高一个人的精神境界，培养高尚的情操，都是有帮助的。”他是这样说，也是这样做的，这无疑与他在音乐上的造诣是分不开的。

在西方音乐传入中国的过程中，除外国传教士外，真正发挥作用和产生实际影响的，主要是早期赴国外学习音乐的一批中国留学生。他们在中国近现代音乐的启蒙和开创上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堪称中国近现代音乐的先驱者。沈心工、曾志忞、李叔同、萧友梅、杨仲子、周淑安、王光祈、黄自等人，是他们中的杰出代表。马思聪作为这批留学生中的一员，是我国较早到法国学音乐的留学生之一，也是入巴黎音乐院的第一位中国留学生。与那些先驱者相比，虽然马思聪出国时间稍晚一些，但无论是从音乐艺术方面的成就之高，还是从艺术创造力持续时间之长、产生影响之大而言，他都应该享有很高的地位。尤其是在小提琴音乐艺术方面，马思聪至今都无愧于中国的“首席小提琴”音乐家之誉称。

小提琴演奏艺术的开创者

马思聪是我国小提琴演奏艺术的开创者，中国最早的小提琴演奏家。1929年，马思聪结束第一次留法学习回国后，就开始在各地进行公开的小提琴演奏活动。他先后在香港、广州、上海、南京等地举行了独奏音乐会。当时的《申报》、《中央日报》、《首都日报》等报刊都大量报道了听众“人山人海”的演出盛况，对他的琴艺赞誉有加，将他誉为“音乐神童”。同年，马思聪还与上海工部局乐队合作，在梅百器的指挥下演奏了莫扎特的《降E大调小提琴协奏曲》，这是中国小提琴演奏家第一次与工部局乐队合作演出，在上海音乐界轰动一时。

1932年，马思聪第二次赴法留学归国后，与陈洪创办私立广州音乐院并任院长，同时教授小提琴、钢琴、视唱练耳等课程。同年，与广州音乐院他的学生王慕理结婚。1933年，马思聪受聘南京中央大学教育学院任教。1937年，辞去中央大学教职，受聘于中山大学。这期间，他在担任教学工作的同时，经常在上海、南京、广州、香港等地举行个人独奏音乐会。除演奏外国名曲外，他主要演奏自己创作的小提琴和室内乐作品。从1935年的《上海德文报》、《北华新闻日报》、香港《行政公报》、《南华早报》、《德臣百西报》、《星期周报》等报刊对他当时在沪、港两地演出的报道，可以看出他对作品深邃内涵的诠释、高超的演奏技巧、对听众的巨大感染力和演奏会的盛况。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随着抗战形势的发展，马思聪随不断迁徙中的中山大学流亡于云南，1939年至1941年到重庆，在励志社交响乐团和中华交响乐团任指挥。1941年离开重庆到香港，1942年再次受聘于中山大学。1945年8月日本投降后，前往贵阳任贵阳艺术馆馆长，1946年11月出任广东艺术专科学校音乐系主任。从1937年一直到新中国成立，马思聪除上述工作外，不断到全国各地进行演出和创作。先后在重庆、桂林、香港、海丰、柳州、长沙、贵阳、昆明、成都、台湾等地举行个人演奏会，甚至在“湘桂大撤退”的逃难途中为老百姓演奏，鼓舞军民抗日，有些演出既没有正规的剧场，也谈不上什么个人的收入。可以说，抗日战争爆发后，除了敌占区以外，在他所到之处，只要人民需要他演奏，他都不计条件地热情投入演出活动。

马思聪不但是当时最早，也是举办个人独奏音乐会最多的小提琴演奏家。他热情为人民大众奉献精湛的小提琴技艺，得到了广大音乐爱好者的尊敬。有一次，马思聪夫妇在广东韶关青年会举行演奏会，表演时将他们的孩子交给后台工作人员代为照看。不料婴儿的哭声传至前台，正在进行钢琴伴奏的王慕理不得不暂停演奏，到后台照料一下孩子。马思聪只好在台上静立等候，这时观众不但没有怨言，也同样有礼貌地静静等候，场面十分感人。从这一情景中，我们可以看出听众对马思聪夫妇的崇敬，以及对他们个人生活困难的理解。

与观众的理解和崇敬相映成趣的是，马思聪作为一位留学归来的小提琴家，也从不以大艺术家自居，在观众和工作人员面前耍威风。有一次在桂林举办“马思聪小提琴义演音乐会”时，当一手拿着伞、一手拿着小提琴，穿着朴素、又不带随从的马思聪要进入会场做演出准备时，被几个“把门将军”以无票不得进入为由将他挡在门外。这时的马思聪并没有争辩，只是顺从地站在那里，直到有认识他的观众进场，才解了围。

马思聪是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我国乐坛上当之无愧的最受欢迎的小提琴演奏家。对于马思聪当年的小提琴演奏艺术，我国著名的音乐评论家和教育家赵沨在1945年出版的《音乐艺术》上发表《听马思聪和王慕理》一文，记述他聆听马思聪夫妇演奏贝多芬《克罗采奏鸣曲》的印象:“10年了，我没有听见过这么深刻、热烈、精致、宏丽的演奏了。”“我不仅屈膝于伟大的老聋子贝多芬，我也被这次成功的演奏征服了。”“这确是一种征服，完全而彻底的征服。全场的听众，……都被征服了，作了这伟大神奇的乐音的俘虏。”

新中国诞生后，马思聪身为中央音乐学院院长，不得不花大量的精力和时间忙于教学管理以及各种社会活动。但是，他仍然没有放弃演出活动。在中国音乐家协会等有关部门的协助下，他连年不断地到各地演出，几乎走遍了除西藏外的各省、区、市，还多次赴苏联、东欧各国访问演出。他还奔赴抗美援朝前线、治理淮河工地，为广大工农兵和音乐爱好者演出。当时的中国音乐界，还没有人能像马思聪那样，年年举办一系列的个人演奏会，像他那样主要依靠自己的演出活动，来发挥对社会的影响。他的这些演出活动，不仅为他个人赢得了声誉，奠定了他在音乐界的重要地位，也为当时中国音乐特别是小提琴演奏事业的发展作出了贡献。

积极推动管弦乐专业演出团体建设

1930年初，马思聪回到广州，应著名戏剧家欧阳予倩的邀请，在广东戏剧研究所附设的乐队里担任指挥和首席小提琴。这个新组建的乐队规模不大，只有约20个人，而且因经费问题，仅半年后就解散了。值得一提的是，乐队的演奏人员全都是中国人，其中有陈洪、穆志清、章彦、窦立勋、何安东、黄金槐等。从某种意义上讲，这个乐队可以说是成立较早的中国人自己的交响乐团体之一。由于人员太少，因此乐队的声部也不齐备，多数演奏者水平也不高。即使这样，他们仍努力排练出了莫扎特、贝多芬的管弦乐作品。

抗日战争爆发后，马思聪在纷乱的战火中，携妻带女四处漂泊。1940年初，马思聪担任励志社乐队的指挥兼小提琴。乐队的规模较大，共有队员60余人。但是，这支成立4个月的乐队仅仅因为乐队中马思聪、李元庆等艺术家们拒绝去为招待外国人的宴会奏乐助兴，遭到励志社社长黄仁霖的斥责，随即被停办，马思聪等人也随之失业。后来，队员们推举马思聪出面，借同乡之谊去找立法院长、中苏文化协会会长孙科帮助，组建新的团体。得到孙科的支持，同意牵头筹备，作为民间音乐团体的“中华交响乐团”于1940年夏天在重庆组建。乐团由孔祥熙任名誉理事长，孙科的秘书司徒德兼任总干事，马思聪出任乐团指挥，负责艺术业务方面的工作。1942年，乐团因经费困难，改隶属于国民党政府教育部。该乐团一直延续到1949年。

中华交响乐团的成立，虽然晚于曾志忞1911年左右组织的上海贫儿院管弦乐队，晚于萧友梅1923年组织的北京大学音乐传习所附属管弦乐队，也晚于黄自、谭小麟1936年组织的上海交响乐团，但是在20世纪上半叶，在由中国人组织的管弦乐队中，中华交响乐团规模最大，存在的时间最长，演奏曲目最丰富。马思聪为该团的创办及初期建设发挥了重要作用，为我国管弦乐专业演出团体的建设作出了贡献。

享有国际声誉的作曲家

马思聪不仅是一位杰出的小提琴演奏家，也是一位享有国际声誉的中国作曲家。在半个多世纪的音乐生涯中，他不仅创作了大量经典的小提琴音乐作品，在交响音乐、大合唱、歌曲、钢琴音乐、歌剧、舞剧等方面，都有优秀的作品，取得了重要成就，在我国近现代音乐史上具有重要地位。

马思聪的音乐创作以小提琴音乐成就最高、影响最大。这些作品具有优美动听的旋律，真挚动人的情感，鲜明的中国民族风格。1935年所作的小提琴曲《摇篮曲》，是马思聪小提琴音乐创作的开端。1937年至1957年，是马思聪小提琴音乐创作的旺盛时期，他先后完成了《第一回旋曲》、《内蒙组曲》、《西藏音诗》、《牧歌》、《秋收舞曲》、《第二回旋曲》、《春天舞曲》、《山歌》、《慢诉》、《抒情曲》、《跳龙灯》、《跳元宵》等具有相当规模和水平的小提琴独奏曲和小提琴组曲。1944年，他创作了《F大调第一小提琴协奏曲》，这是中国人创作的第一部大型的小提琴曲，具有重要的开创意义。晚年在美国居留期间，他又写了《第三回旋曲》、《第四回旋曲》、《双小提琴奏鸣曲》、《双小提琴协奏曲》以及《阿美组曲》等。从20世纪的30年代开始，直到80年代逝世的半个世纪里，马思聪从来没有中断过小提琴音乐创作。在马思聪之前，中国的小提琴音乐创作领域虽然已有人作了尝试，但为数极少，水平更是有限。马思聪以其大量高水平的作品，使这种状况得到了彻底的改观，他是名副其实的中国小提琴音乐创作的开拓者。

在上述的小提琴音乐作品中，《内蒙组曲》是一部感情深邃、富有诗意的乐曲。这部作品不仅是马思聪的重要代表作，也是闻名中外的中国小提琴音乐经典之作。作品反映了抗战初期祖国大片领土被侵占，人民流离失所的背景下，广大人民思念故土的强烈情感，具有震撼人心的力量。第二乐章《思乡曲》是马思聪音乐创作中流传最广的乐曲，经常被单独演奏。它采用内蒙民歌《墙头上跑马》的音调，在保持民歌风格的基础上，对民歌中表现的个人悲惨命运和思乡之情作了更深入的拓展，是马思聪创造性地吸收民间音乐素材来进行创作的典范。

交响音乐是马思聪音乐创作的另一个重要领域。他1941年完成的《第一交响曲》是一部爱国主义的作品，音乐具有坚毅沉着、雄壮有力的性格，号角的音调贯穿整部作品，尾声宏伟辉煌，表现了中华民族不可战胜的坚定信念，以及作曲家对胜利的渴望。1954年创作的管弦乐曲《山林之歌》，是用云南少数民族音乐素材写成的。作品由5个乐章组成，每个乐章既有各具特色的主题和性格，又有内在统一的构思。作品还在管弦乐配器上发挥了各种管乐器的独特音色，具有丰富的表现力，堪称是我国当时交响音乐创作的创新之作。

大型声乐套曲也是马思聪音乐创作中的重要部分。从抗日战争后期开始，他先后写了《民主大合唱》、《抛锚大合唱》、《祖国大合唱》、《春天大合唱》、《鸭绿江大合唱》、《淮河大合唱》等6部大型声乐作品。这些作品既有表现作者对反动统治者的痛恨和对新中国的向往之情，也有对新时代建设祖国、保卫祖国人民的热情歌颂。

与中国近现代音乐史上许许多多的音乐家一样，马思聪之所以在音乐创作上取得巨大成就，是因为他选择了一条正确的创作道路。这就是:学习借鉴西方音乐文化的先进成果，吸取中国民族民间音乐文化的丰富营养，将西方音乐创作的理论和技法，应用于中国民族特色的音乐创作中，将中西方音乐充分融合。

马思聪是第一个将民族音乐素材运用到小提琴音乐创作中的作曲家，他的作品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马思聪从小受中国文化的教育和熏陶，具有深厚的中国文化修养，并对我国丰富的民间音乐文化有深入的了解和研究，这对他的音乐创作产生了重要影响。马思聪很珍视人民大众中蕴藏着的音乐文化，不仅自己到处搜寻民间的歌谣、俚曲，也托朋友帮他搜集，一旦发现自己未曾见过的民谣，就在小提琴或钢琴上反复玩味，找寻创作的灵感。他希望通过自己的艺术加工和再创造，使这些音乐得到升华，为祖国、为世界音乐文化增添新彩。

马思聪始终十分重视采用中国民间音乐素材进行创作，主张作曲家要向民族、民间音乐学习。他说:“中国土地广阔，民谣极其丰富，我觉得新中国音乐的产生，必然来自直接吸收的中国民谣。”他还特别强调:“中国人作曲，应具有中国民族风格，有自己的民族语言”。他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他的《思乡曲》(《内蒙组曲》)吸收了内蒙民歌的音乐素材，《西藏音诗》吸收了西藏民歌的音乐素材，《阿美组曲》吸收了台湾民歌的音乐素材，《山林之歌》吸收了云南民间音乐素材，《F大调小提琴曲》吸收了广东民间音乐素材，《钢琴弦乐五重奏》使用了他家乡海丰的《白字曲》的音乐素材，歌剧《热碧亚》使用了新疆民族音乐素材，等等。

当然，作曲家的这些作品决不是对民间音乐或民歌的照搬，而是以丰富的民间音乐素材为基础，运用中国的民族音乐语言和西方现代音乐创作技法进行的艺术创作。如大型声乐作品《祖国大合唱》，虽然使用了陕西眉户戏的“一字调”，但又不是完全照搬，而是在原曲调的基础上加以发展，并用西方音乐的创作技巧加上了合唱。他的芭蕾舞剧《晚霞》，也是用西方音乐的作曲技法，来创造中国风味的芭蕾舞曲的成功之作。

马思聪的音乐创作，不仅题材丰富，体裁形式多样，创作风格也是多姿多彩的。他的作品中，有小巧、含蓄、深沉的《思乡曲》，易于推广普及的抗战歌曲，也有篇幅巨大、结构缜密的大型交响乐、音诗;有气魄雄伟的《屈原》、《第二交响乐》，也有充满奇异色彩的《西藏音诗》和饶有乡土风味的舞剧《晚霞》;有北国的《塞外舞曲》、《牧歌》，也有南国民谣式的柔美小曲。

当然，马思聪的音乐作品的总体艺术风格偏于含蓄、秀雅。仿佛像散发着淡香的寒梅，在轻风中摇曳，阵阵幽香沁人肺腑。又似回味无穷的甘果，给人以深长绵远的享受。中国文艺批评中有“浓艳易折，清淡持长”的说法，意思是说艺术创作中的浓墨重彩、紧锣密鼓，虽然容易使人惊异，产生立竿见影的效果，但不易持久，正如甜得过分的食品，容易影响胃口;而平淡、质朴的艺术却耐人寻味、余韵久长。这是一种值得珍视的特色和风格。马思聪的许多音乐作品给予我们的感受正是如此。

进步的爱国音乐家

无论古今中外，在人们的社会道德准则中，爱国都是被普遍推崇的可贵品质。对于艺术家来说，虽然他的艺术创作属于全人类，但他本人却不能没有祖国，更不可能不热爱他的祖国。马思聪也正是如此，他始终是一位深深地热爱着祖国的爱国音乐家。

马思聪出生时，正值中国进一步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之际，民族灾难深重，人民流离失所，他生活的东南沿海地区，更是饱受帝国主义入侵者的欺凌，这使他从小就产生了强烈的爱国思想。他自幼留学法国多年，且成绩优秀，得到学院和老师的赞誉，假如当时他想留在法国工作和生活是完全可能的，而当时法国的物质和文化生活，要比贫穷落后的中国好很多。然而就在“九一八”事变后东北沦陷、国难当头的时刻，他却毅然选择回国，希望用音乐艺术为振兴中华民族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抗日战争爆发后，受革命新兴音乐运动的影响，他立即投身抗日救亡运动。他发表文章，激励人民起来抗日救国。他自己也创作了许多抗战歌曲，如《让我们》、《不是死，是永生》、《战歌》、《战士们，冲锋啊!》、《黄花岗纪念歌》、《中国的战士》、《前进》、《游击队歌》、《战儿行》等。1939年，他又发表题为《我怎样作抗战歌》的文章，鼓励更多的人创作抗战歌曲。那时，他虽然已是著名音乐家，仍然身体力行，携带妻儿，不辞辛劳地辗转于西南各地进行演出活动，还亲自在电台上广播、教唱抗战歌曲，号召人民起来反抗日寇的侵略。

抗日战争胜利后，马思聪回到广州，在广东艺专任教并兼任香港中华音乐学院院长。他痛恨压迫人民的统治者，断然与国民党政府决裂。他与端木蕻良合作的《民主大合唱》中，称国民党统治者为“东方的暴君”。他与金帆合作的《祖国大合唱》，希望祖国能成为一个自由民主的国家。1948年初，马思聪拒绝在国民党鼓吹内战的《戡乱宣言》上签名，离开广东艺专到达香港，经与李凌、乔冠华商量，决定暂时留在香港。解放战争期间，他所写的《春天大合唱》，热情地歌颂战争的即将胜利和新中国的诞生。1949年北平和平解放后，马思聪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邀请，与欧阳予倩爱国人士一起，从香港乘船北上，经烟台到达北平，参加了新政协会议的筹备。他还高兴地创作了庆祝新政协成立的《欢喜组曲》。

新中国建立后，马思聪接受任命，出任中央音乐学院首任院长，并当选中国音乐家协会副主席。他为新中国的专业音乐教育、音乐创作和表演，作出了重要贡献。抗美援朝战争时，他写了反对美帝侵略的《鸭绿江大合唱》、表现治理淮河工程的《淮河大合唱》、赞美祖国河山的管弦乐《山林之歌》、怀念爱国诗人屈原的话剧音乐《屈原》、纪念广州起义的《第二交响乐》，以及许多其他室内乐作品。

马思聪还是一位优秀的音乐教育家。从1932年担任私立广州音乐院院长，后来又相继在南京中央大学教育学院艺术系(1933年)、广州中山大学文学院(1937年)、广州省立艺术专科学校音乐系(1946年)、香港中华音乐院(1948年)等学校任教，1949年开始担任中央音乐学院院长，马思聪始终没有完全脱离过专业音乐教育。

马思聪学识渊博，在长期的教学实践中总结出一套科学的小提琴教学方法。在教学中，马思聪倡导“技艺并重”的音乐教育思想，即技术是手段，艺术是目的。他不但重视学生演奏技术的基础训练，更注重追求作品音乐内容和思想感情的表现，他以身作则，“从不以炫技去哗众取宠”，还强调文化修养的重要性，将音乐作为文化来传授。同时，他鼓励学生创造一切机会和条件，博采众长，广泛吸收艺术营养。

几十年来，马思聪如春风化雨、润物无声，以其纯朴宽厚、平易近人、认真负责和博大的胸襟，为我国培养出了林耀基、盛中国、向泽沛、刘育熙等优秀的小提琴人才。

从马思聪一生的经历，从他的言论和文章，从他的音乐创作和实践中，我们可以看出，他是一位进步的爱国音乐家。“文化大革命”中，马思聪由于受到严重迫害而被迫出走，并被康生、谢富治戴上“叛国投敌分子”的罪名。但是，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仍然十分关心着他。1971年，美国总统特使、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秘密访华时，周恩来总理关心地向基辛格询问马思聪在美国的近况，并满怀深情地说:“我平生有两件事深感遗憾，其中之一是马思聪50多岁离乡背井到外国去，我很难过。”当基辛格托人转达周恩来总理对他的问候时，马思聪心情激动万分。

粉碎“四人帮”后，公安部、文化部和中央音乐学院均正式为马思聪彻底平反，恢复名誉，消除影响。恢复了马思聪音乐作品的演出，包括他在美国居留时创作的舞剧《晚霞》。从此，马思聪在祖国大陆重新恢复了他爱国音乐家的本来面目，再次赢得了人们的尊敬。此后，他在与好友的见面和通讯中，多次表达自己对祖国、友人和他所热爱的音乐事业的关心。他在给好友金帆的信中说:“祖国的河山是伟大的，同胞是最可爱的，希望不久我将可以重新驰骋在祖国土地上每一个角落，拥抱全体同胞。”马思聪在美国度过了生命中的最后20年，但他身在美国，心系祖国。他在美国时的音乐创作，几乎全是中国题材。他晚年花费大量精力创作的歌剧《热碧亚》，也以我国少数民族的生活为题材。直到去世前一年，他还给中国音乐家协会的主席、副主席写信说:“我们都已步入晚年，在个人来说，我希望在有生之年写完几个作品，也算是我为中华民族音乐的发展上所尽的一点微力。”马思聪自己也曾几次想回祖国，但由于种种原因，没有实现。1987年5月20日，他在一次手术中病故于美国费城。

马思聪病故后，他的家人在他书桌上发现了一篇未完成的遗作，《思乡》是它的标题。由于病魔过早地夺去了他的生命，马思聪最终未能回到祖国。马思聪的女儿马瑞雪按照父亲生前嘱咐，将父亲留存美国的所有遗稿及两把小提琴、钢琴、演出服等遗物运回国内，捐赠给了广州艺术博物院，博物院为他专门设立了“马思聪纪念馆”作为永久纪念。我在参观马思聪纪念馆时，看到这些遗物，不禁感慨万千，情不自禁地向他的遗像深深鞠躬致意，以寄托我对这位杰出音乐家的缅怀和哀思。

马思聪为祖国的音乐事业奋斗了一生，在世界上也有很大影响。为纪念马思聪诞辰90周年，中央音乐学院、中国音乐家协会、马思聪研究会，于2002年12月23日至24日在中央音乐学院举办了“第三届马思聪学术研讨会”及纪念音乐会。我出席了那次纪念音乐会。在聆听马思聪不朽的音乐时，我深深为那些作品优美的旋律所感染，也为马思聪丰富的音乐创作经验和卓越的音乐才华所折服。马思聪无愧是一位永远值得中华民族自豪的小提琴演奏家、作曲家、音乐教育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