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的唢呐

“担米胡琴斗米笛，半升米学个唢呐客〞。老家人总喜欢用这么一句话来形容学习这几样乐器的难易度。

这句话还隐约透出一股子对唢呐的戏谑。这不仅是调侃学唢呐容易，而且还带有一丝丝鄙视。因为，在赣西湘东一带，“吹唢呐的”大都是吹鼓手，靠鼓着腮帮子赚几个口水钱。在盛行“三十六行，耕作为王”的老家，作兴的是“耕读传家”，而“吹唢呐”这种职业是不太值得炫耀的。

而恰恰在这么个时候，父亲学起了唢呐，且极其认真虔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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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取自网络，涉权即删）

这应该是1968年的春天，父亲此时已“靠边站”一年多了，写过了数不清的交代检讨材料，三日两头的上台接受批判，甚至还戴着白纸糊的高帽子，挂块黑牌子，在震耳欲聋的口号声和高挥的手臂中，游过几次石板街。唯一值得庆幸的是，父亲从未挨过打。这在那个时候，简直是个奇迹。我想，这大概与他在这方圆不足十公里的山旮旯里教了几十年书有关。

正月过后不久，停学一年多的小学校接到通知，开始“复课闹革命”了。学生们陆陆续续回到学校，老师们也走进了教室。此时，学校已经是“由工人阶级的同盟军，贫下中农管理学校”了。进驻学校的贫宣队负责人担任书记，负责全面工作。“靠边站”的父亲自然就不是校长了，进教室讲课也没资格，而且还得继续接受劳动改造。他和其他几个还未“解放”的老师，每天清晨起来负责打扫校园，清理菜园，为厨房挑水什么的，忙个不停，还时不时地被造反派们训斥一番。父亲每天惶惶恐恐地劳动，走路都不敢抬头，生怕有什么闪失。每每听到哪个哪个“解放”了，恢复工作了，他就暗自叹息，自己是慈化第一个被人写大字报揪出来的“走资派”“黑帮分子”，第一个被开除党籍的人，估计要摘下头上的“帽子”，“解放”出来，难呀！因此，他就格外努力，格外老实地劳动着。

父亲经历过新中国成立后的历次政治运动，特别是反右斗争。他深知，如果不能迅速“解放”出来，一旦被定性为非人民内都矛盾，其后果于自己于家人都是灾难性的。想到此，他不寒而栗。

没想到，开学不几天，一桩好事就落到了父亲身上，让他激动起来了，似乎看到了一丝“解放”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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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取自网络涉权即删）

学校有一口古钟，是原来的“三官殿”神庙留下来了，悬挂在礼堂旁边的走廊上，古钟有一米多高，生铁铸成的，上面还有一些文字。每天上课下课时，值日老师敲响古钟，“噹噹噹”，声音洪亮悠扬，老远都听得到。可惜的是，古钟出身不好，作为“四旧”被砸碎了，变成一堆生铁块，瘖声哑气地堆在墙角落里。待到复课了，大家才发现这东西还少不得。于是，临时到商店里买了一只手摇铜铃，代替上下课钟声。铜铃不大，装有一个木手柄，摇动起来，发出清脆的声音，但远比古钟声音小，礼堂东边摇铃，西边的教室就听不到，必须从东走到西来回摇上一遍，挺费功夫。这下，值日老师不干了，那时大家都没有手表，掌握时间必须靠办公室那口挂钟。时间到了，摇着铃，校园转一圈，一眨眼，课间十分钟就过去了。这么一来，自己的任课就受影响。这还真是一个问题。校领导研究一番，决定把这个任务交给父亲，由他负责按作息时间打铃。

接到这个“光荣的革命任务”，父亲就像喝了二碗番薯酒一样，兴奋不已。这可是革命群众对自己的高度信任呀，意味着朝“解放”迈近了一步。他表示一定要努力完成这项任务，决不能让“复课闹革命耽误半分钟”！他庄重地接过铜铃，小心翼翼地开始了这份重要的工作，每日里，准时摇着铜铃，叮叮当当，行走在校园中，原先灰蔫蔫的脸上竟有了些许光亮。

复课了，可那个时候因为闹革命，没有任何教材。学生们没有课本，老师也不敢随便讲什么课，于是，每天的课程就是学毛著，背语录，要不，就写大批判文章，开批判会。读着读着，一些学生就被家长拉着辍学了，说这样读书不如在家带弟妹，扯猪草喂猪。

学生离开学校，意味着复课闹革命不彻底，为巩固“文化大革命”的丰硕成果，学校决定举办大唱革命歌曲活动，以吸引学生，激发他们的革命积极性，

要求学生唱好革命歌曲，老师就必须带头唱，以身示范。于是，全校开始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歌咏活动。忠不忠，看行动。老师们都积极地投入这项活动，以前的早晚集中备课和下午课余活动时间都用来练歌、唱歌。校领导说，届时还要搞一场全乡教师的歌咏大会，人人都要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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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取自网络涉权即删）

父亲是靠边站的“走资派”，平时的会议都没有资格参加，此时的歌咏活动也自然不能参加。他握着铜铃，每天眼巴巴地看着老师们聚在一起，热热闹闹地唱歌，心中就活动开了。

“我想参加大合唱，不知道行不行？”有一天晚饭后，他期期艾艾地对母亲说道。

“你想唱歌？”母亲感到很意外，“你是走资派，党籍都开除了，人家会同意吗？”

“我的问题多次交代检查，应该清楚了。要不，他们能让我打铃？”父亲接着说道：“再说，开除党籍并没有经过组织程序，不能作数的。”

“你声音小一点行吗，让人听见了你受得了？现在是造反有理，还能有什么组织程序。”母亲叹了一口气，说道：“那你去问问，探探口气，看看行不行？”说实在的，母亲也十分希望父亲能早日“解放”。

“不知道会不会碰钉子？”父亲不无担心地说道。

这一个晚上，父亲翻来覆去，没有睡好。

第二天上午，他硬着头皮，去找了学校的负责人。

中午，全家人正待午饭，父亲回来了。令人惊奇的是，他手上除了那把木柄铜铃外，还多了一支唢呐。

看到唢呐，孩子们兴奋不已。

“你拿着这个干什么？”母亲颇感意外，满腹狐疑地问道。她十分清楚，她的丈夫从来没有摸过任何乐器，也缺乏这方面禀赋。

“吹呀！”父亲兴冲冲地答道。

“你……找他们说了？”

“说了。”

“他们怎么回答的？”

“书记说我还没解放，还不能和革命群众一起大唱革命歌曲。”说着父亲眼光黯淡起来了。

“你怎么回答的？”

“我说，能不能给我一个机会，让我加快改造？”父亲嗫嚅着。

“什么机会？”

“他办公室里摆着一些新买的乐器，我就说，我不能唱，但可以演奏，用乐器演奏革命歌曲。没想到，书记同意了。”父亲为自己的这点小机灵竟有些得意。

“你会什么乐器呀？”母亲苦笑着说道。我们几个小孩也跟着乐了。

“半升米学个唢呐客，我可以学呀！”父亲扬了扬唢呐，信心满满地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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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1年的父亲母亲和姐姐妹妹）

从此，每天的劳动改造之余，父亲就躲在小厨房里，咿咿哇哇地学起了唢呐。

父亲是从“哆来米发梭拉西”开始学吹起的。不能不说，母亲的判断是不准确的，父亲多少还是有点这方面禀赋的，当然，也可能是“半升米”的唢呐确实易学些，才几天工夫，就熟悉了基本的指法和发音，接着，就开始嗑嗑巴巴吹起了歌曲。

经过两年的“文化大革命”，铲除毒草，此时可供演唱的歌曲已经很少，大家唱得最多的是毛主席语录歌。父亲恭恭敬敬地抄了几首当时唱得最普遍，也最简单上口的语录歌歌谱，对着谱子，捺着唢呐孔，鼓着腮帮子，认真地练习着。其中，《我们共产党人好比种子》这首歌练得最多。伟大领袖的这条语录采用比喻形式，语言简练，形象生动，其音乐旋律用的是家乡人民十分喜欢的花鼓戏调，活泼优美。父亲很喜欢这首语录歌，每天，只要一有空，就拿起唢呐，“多拉米多拉，多拉米多拉”地吹着。我家厨房小，四周透风，不关音，又靠着个老式祠堂的十字厅，那里是敞开着的会议室和集体办公室。每天，只要一进十字厅，“多拉米多拉，多拉米多拉”的唢呐声就扑面而来。听得多了，有的老师就不耐烦，特别是那些一直揪着父亲问题不放的老师就更反感，一个靠边站的走资派，也想参加大唱革命歌曲活动，凭什么？可又不好明着批评，毕竟是毛主席语录歌，又是新来的书记同意他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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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于，有一天，有个老师按捺不住了，在会上大声质问道：“一个开除了党籍的走资派，还一天到晚吹《我们共产党人》，有这个资格吗？还想翻案吗？”有几个老师也一起附和着。这下，书记坐不住了，会后找到父亲，说道：“大家反映，你不能再吹这首语录歌了。”

“为什么？”没有参加会议的父亲不解地问道。

“你不是党员，又在接受劳动改造，没有资格？”书记的话很坚决。

父亲听了，一怔，“那我换一首？”他试试地问道：“吹下定决心，不怕牺牲，行吗？”

书记想了一想，说道：“那也不行，你一个走资派，下定决心，去争取什么胜利呀？”

“那吹哪一首合适？”父亲期待地望着书记。

书记一直在家乡做农村工作，对父亲有一定的了解，也窥探到了父亲的那点小心机。他沉吟了一下，说道：“吹我们应当相信群众，我们应当相信党！”

“好，好，我们应当相信群众，我们应当相信党！”父亲高兴地咧嘴笑了。

父亲马上找来《我们应当相信群众，我们应当相信党》歌曲，认真练了起来。

不知道是歌谱的原因，还是唢呐的原因，抑或心情受到影响，总之，父亲在学吹这首歌曲时，竟费了老大的功夫，总是吹不成调。

父亲的犟劲上来了，每天反复不停地哼着歌谱，找准节奏，终于，在某一天的傍晚，能完完整整地吹上一遍，尽管吹得上气不接下气，不连贯，但让人听了多少知道是怎么一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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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子一天一天地过去了。学校里课照上，歌照唱，父亲的唢呐也照练，只是学生辍学的更多了，到后来，干脆早早放了暑假。“双抢”结束后，全乡几百名老师集中在中心小学校，办起了毛泽东思想学习班。

这次学习班时间拉得很长，大学习大批判结合进行。其间有几个受批判的老师被陆续宣布获得“解放”。看到他们兴高采烈的神情，父亲的头更低了，更加卖力地挑水，扫地，练唢呐。到学习班去作检讨，触及灵魂，也大包大揽，不管大家提什么，他都表示接受并认罪。为此，回到家中还被母亲数说了一番。

学习班上也开展了大唱革命歌曲活动，但父亲和其他未“解放”的人编为一组，以劳动改造为主，不能参加，至于用唢呐演奏或伴奏，也无人提及。这让父亲很受伤。于是，他学唢呐的劲头也就渐渐小了，到后来干脆不吹了。他寻思，自己的“解放”恐怕是无望了，回到家里，一个人总要喝上几口闷酒，然后，默默地坐着，长嘘短叹，久久不说话。母亲看着这情形，心里发急，总是安慰，“老庆哩，你可要想得开呀！千万千万。”父亲名字叫欧阳庆，母亲一直称他为“老庆哩”。

就在父亲的心情几乎跌落到冰点时，形势陡然间发生了重大变化。这年10月份，伟大领袖发出了最新最高指示，“广大干部下放劳动，这对干部是一种重新学习的极好机会。”教育系统迅速贯彻执行，慈化中心小学除留下几个根正苗红的老师外，其他的全部下放。一直靠边站的老师也都宣布解放，统一编为“五七”大军，下放到湘赣边界上的花园岭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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倾刻间，父亲迅速恢复了干部身份，党籍问题也随之解决。这突如其来的好事让他顿觉神情清爽，腰板一下子就挺得直了。人们见到他，又亲切地喊着“阳校长”。

下放出发的前一天，老师们都在忙着准备搬家，小厨房里忽然响起了久违的唢呐声。父亲拿起好久没吹的唢呐，“哇”的一声吹开了。《我们应当相信群众，我们应当相信党》《下定决心》《我们共产党人好比种子》语录歌一首接一首，吹个不停。

“多拉米多拉，多拉米多拉，拉多来索索米多来……”

高亢的唢呐声在十字厅里回荡，路过的人们纷纷驻足，大眼瞪小眼，大家都在为下放农村愁绪万千，这个“阳校长”竟然还有心情吹唢呐？

父亲全然不管这些，只顾畅快淋漓地吹着，仿佛要把满腹的郁闷全部倾诉出来。吹毕，他长呼了一口气，随即拿着唢呐，还有那个铜铃，一併交还学校。

第二天，一根小扁担，一头是一床棉被，另一头是个网袋，里面装了一个洗脸盆、几件衣服，还有一本毛著甲种本，父亲挑着，走进了九岭山脉深处。

 

2024年2月29日于深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