圆号在时代的夹缝中生存，被融入样板戏中
佚名 网络
Introduction：
“吹号不仅需要严谨的态度与技巧，还要注重歌唱性和流畅性，一切要从音乐本身出发。”
“不要以为‘样板戏’就压抑了创作，团里给我们管乐人员的发挥空间很自由。”
“样板戏《海港》里的一段圆号solo，韩先生演奏出非常悦耳动听的旋律，激动人心。”
父亲到了《海港》剧组后，是怎么把圆号技能融入其中的？后来，我终于发现，对样板戏不能有后人的“样板”印象。对当时的他和同事们来说，是在用自己的音乐专长，创作着符合“时代需求”的经典。在这里，父亲一样在用心专注好音乐，做好自己的圆号创作和突破。
《海港》主要以码头工人为中心，表现码头工人胸怀祖国的精神。
于会泳等人对它的创新之一，是打破了传统京剧乐队编制的模式，加入西方管弦乐队。当时主要乐队编制包含京剧三大件、木管组乐器和铜管组乐器等。
京剧三大件跟平时一样，分文场三大件和武场三大件，即京胡、月琴、弦子和单皮鼓、大锣、小锣等。木管组乐器混杂着排笙、唢呐和长笛、双簧管。铜管组乐器则由2支圆号（F 调）、2 支小号（降 B 调）与长号组成。
中西混合的创新玩法，让父亲得以带着它的圆号，自然地融入这样一个特殊的乐队编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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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圆号演奏，都是要融入音乐和艺术表达里”
收到调令的音乐人，激动万分。他们夹杂着来之不易的让自己音乐手艺重生的喜悦，以及用自己音乐贡献所需的光荣，前往剧组。
样板戏，某种程度是当年的“流行音乐”。
“文革”期间，样板戏作为宣传工具被强制在全国播放，播放的主要曲目有《智取威虎山》《海港》等八部，被称为八大样板戏，其堪称“流行全国”的文艺作品
民众只能依靠它们作为精神食粮，反反复复地听这些戏剧。被安排过去的青年教师，能把技能融入“时代的流行”中，不至于耽误了自己所学所爱的音乐技艺，无疑是一种幸运。
父亲的挚友，当年一起在《海港》剧组的同事熊融礼告诉我：“我们能不开心吗？你看，‘文革’刚开始1966年到1969年这段时间，基本上没音乐可搞了，大家都在搞事儿。（对音乐人来说）没有创作就是不行。现在有一个由头聚在一起，重新搞点音乐，能不乐吗？”
《海港》主题旋律闪亮、开阔而妩媚，充满着蓬勃的朝气，调式结构上隐藏着转化的成分，两次切分的节奏中包涵着相当能量的张力与激情。 它运用同主音转调的方式重复主题，并在两处主题旋律的句断处插入木管乐器高音演奏的插句。随后，双簧管以甜润的音色奏出类似叫卖声的音调，圆号再次复奏了这句旋律。
《海港》节选音频,韩氏圆号故事,1分钟
《海港》中的上述这句圆号旋律，写得很是飘逸潇洒，音域上几乎达到了圆号的极限。对父亲而言，这一部分的圆号相当考验演奏技巧。
技巧是一方面，在他看来，“吹号不仅需要严谨的态度与技巧，还要注重歌唱性和流畅性，一切要从音乐本身出发”。
在《海港》剧组中，父亲一样重视自己的圆号演奏技巧和音乐表达之间的融汇贯通。
一贯重视音乐整体性表达的理念，让他从音乐学院到剧组的阶段性角色切换中，不至于面临太大的不适应。抛开政治和时局因素，对父亲个人而言，在《海港》就是简单地思考好如何把圆号吹奏好、融入到当下的“艺术表达”中。
除了乐队编制的突破，从音乐表现上，《海港》也做了不少创新。
《海港》剧照，人物衣着等西化的特征，可以看得出当年样板戏的多处创新，并不拘泥于传统的京剧
“跟你们（晚辈）想的不一样。（外围的文化消费没得选）《海港》剧组内，当时倒是一个相对能自由创作的地方。不要以为‘样板戏’就完全压抑了创作，团里给我们管乐等人员的发挥空间很自由”，熊融礼回忆，“只要主题是又红又专的、革命性的，音乐表现上，你们大胆创新去”。
当时《海港》剧组里头，知名演奏家云集。各路此前没想到的人员组合，汇聚一堂，给《海港》贡献着自己的专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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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北京去，参与《海港》电影戏曲片的录制
1970年1月，上海京剧团在全市公演了《海港》。1971年，《海港》剧本在北京定稿。
这一年春节过后，我也正式成为了小学生，入读五原路一小学的春季班。9月，哥哥小光也从海南回沪读书，作为插班生就读小学四年级。
据五原路小学的同窗回忆，那时候的我特别喜欢体育运动，爱玩手榴弹和铅球，还参加了学校运动会，拿到铅球等单项的校前三名。图为小学时我和哥哥韩小光在上海长风公园的合影
此时，已经定稿的《海港》，被要求制作成高水平的戏曲电影艺术片。因为样板戏的主抓者是江青，她曾当过电影演员，非常看重电影艺术的表现力。《海港》和其他样板戏一样，需要有电影版。
父亲迎来一个新的工作安排——随上海《海港》剧组进京，参与《海港》戏曲片的拍摄。
《海港》剧组全员，此时在北京排练和录制的正是海报上所宣传的彩色影片
1971年10月，《海港》剧组全体演职人员顺利抵京，住进了东单附近的某招待所。
叔叔韩革光回忆：“那时候氛围非常严肃，你父亲等人被文化部借调过去北京，集中在一个招待所天天忙着、看着。让他们更好地融入样板戏，放松搞音乐。”
此话并不为过。我翻阅了当年的文献资料，上面是这么记录《海港》剧组的工作安排的：
《海港》剧组每天早上8点开始练功、排练，中午休息一两个小时，下午继续排练，仅周日休息一天。剧组管理非常严格，江青随时都可能过来检查，大家得准备好。
这样看来，熊叔（熊融礼）口中的“创作自由”，更多的是单个乐器表现上的没人细管、相对尊重其专业度。整体工作组的日常行政，受到的管理可谓是“样板管制”。
当然，好的方面是给样板团也有对应的“优待”。他们当时吃的伙食是标准较高的“样板饭”（内部又称“板儿餐”），看得出是一群被重视的专才，处理一个重要的工作任务。
熊叔说，“在北京样板团时，伙食很好。当时上海一个工人的月工资是三四十元，这个工资要养一家人。我们的伙食标准是2元一天，一个月下来超过人家工资了。你们也能感受下当时对剧组成员的重视了”。
熊融礼先生后来成为一名企业家，但还是心系圆号，曾和父亲共同成立一项圆号公益基金
剧组一开始不允许探家。时间紧、任务重，演职员们每天在高强度中排练，压力很大，时间过得很快，有种岁月如梭的感觉。稍有闲暇，大家又感到度日如年，纷纷想念远在上海的家人。
后来，上级领导为了稳定剧组的“军心”，开始允许演职员家属来京探亲。
大概是1972年春节附近，我和哥哥小光一同前往北京和父亲聚聚。
我对见面的场面还有印象，他们和日常的音乐家穿法，有了些许不同。当时父亲一身装扮，已是军人的模样。
他和同事熊融礼都身穿“样板服”（内部又称板儿服）——没有领章帽徽的军装，带着我和哥哥在东单路口吃担担面。那香味，萦绕在脑海中，我记了好多年。
如果说样板戏是此时的“流行音乐”，“样板服”则是当年最时兴的服装。只有“样板团”（样板戏的剧团）成员才有资格穿。样板团的团员们，在当年被列入了军队的编制。
这样的氛围之下，样板团里能不能吹出真正好的号声？是不是会把音乐人的创作，变成“功能性很强、音乐性不足”的被动产出？
我因为年纪尚小，难免有这样的担忧，也无从判断这种氛围下对音乐创作和吹奏质量的影响。历史画面，或许需要还原到当年的历史事实中，才能更好地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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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期间，“流行曲目”重复播放。到了后来，哪怕是幼童也能随口唱几句八大样板戏中的经典片段。抛开政治因素，后人多认为《海港》等样板戏里，不乏经典之作，既在讲中国故事，也在谈中国人的精神
于是，我问了当年的亲历者，听这些曲目时已是从音乐学院大学毕业，有相对成熟的认知和良好音乐判断的父亲学生孙翠凤——“这时候创作出来的，还算好音乐吗”？ “当然，创作的还是艺术和经典。样板戏是当年汇聚新中国成立后自己培养的一批音乐家所创新所努力，现在回头看音乐表现等方面，还是有不少创新和突破”，孙坚定地回答道。孙翠凤关注圆号。她说：“比如，样板戏《海港》里方海珍唱腔《细读了全会公报》引子里的圆号solo，是韩先生演奏的一段非常悦耳动听的旋律。这段音乐可以说是激动人心，它激发人们发奋图强、为国争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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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翠凤记忆中的《海港》圆号经典旋律
这段时间，《海港》剧组全员在北京的生活非常忙碌，他们一边排练，一边为工农兵巡回演出。
或许父亲的内心也正是这样的：我们每个人都难免被时代所裹挟，但什么时候都能用自己的号声和音乐，鼓舞此时此刻的人心。
此时的他，穿着时代的“流行服饰”，把圆号创作和演奏融入时代的“流行”中。在随时都能荒废了音乐技能的时代里，保持着圆号演奏的一线实践和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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