琵琶武曲的形态与特征

　　在传统琵琶乐曲中，根据乐曲的格调和表现手法的不同，通常将琵琶曲分为文曲、武曲、大曲。琵琶文曲具有写意性、抒情性的特点，它常以优美简朴而动人的旋律表达内心深处的倾诉，展示令人想往的意境。演奏细腻、轻巧。如《浔阳月夜》、《月儿高》、《汉宫秋月》、《塞上曲》、《青莲乐府》、《飞花点翠》等。琵琶武曲是指用形象鲜明的音乐语言，表现一定故事情节的、气势宏伟、结构较庞大的乐曲，如：《十面埋伏》、《霸王卸甲》、《海青拿天鹅》、《满将军令》、《汉将军令》、《水军操演》等。琵琶大曲则是综合运用武曲、文曲的表现手法和演奏风格，不受武曲格调的束缚，演奏上较为自由、活泼，风格新颖、欢畅。如：《阳春白雪》、《灯月交辉》、《普庵咒》、《水龙吟》、《闹场》等。琵琶武曲有其独特的形态特征，本文主要从它的历史性、文学性、叙事性、标题性、模拟性以及结构形态等方面进行论述，达到拓展演奏者的思维空间，加深对琵琶曲的认知。

　　一、历史性

　　琵琶武曲的由来似乎相当久远。在琵琶艺术高度发展的隋唐时期，无论在宫廷里，市井里，还是民间习俗中，琵琶常以独奏、合奏相伴，出现了许多琵琶演奏家和琵琶乐曲。此时虽然没有武曲的正式称谓，但从诗人的吟咏“霜刀破竹无残节”，“断弦砉騞层冰裂”，“千悲万恨四五弦，弦中甲马声骈阗”，“银瓶乍破水浆迸，铁骑突出刀枪鸣。曲终收拔当心划，四弦一声如裂帛。”感受到武曲雄健豪宕、势不可挡的气概。到了元代，从诗人杨允孚为当时流行的琵琶武曲《海青拿天鹅》所写的赞叹诗句“为爱琵琶调有情，月高未放酒杯停。新腔翻得《凉州曲》，弹出天鹅避海青。”更见武曲的有声有色、绘形绘影。明清时期，琵琶演奏形成了南北两派，目前存见的琵琶古谱大多为清中期南方各派琵琶传谱。19世纪以后，南方各琵琶流派主要有无锡派、平湖派、崇明派、浦东派、上海派等。他们对武曲、文曲、大曲的发展起了很大的作用，并有了清晰的界定。如：我国最早刊印的《南北二派秘本琵琶谱真传》（三卷），其中北派文板6首、武板7首、大曲1首、杂曲1首；南派文板18首、武板12首、随手八板5首、杂板14首。不仅如此，各流派对演奏武曲的要求各具特色。20世纪以来，琵琶艺术的不断发展，武曲独特的气质和风格在现代琵琶曲中到处可见，作曲家们在保持武曲原有的戏剧性、叙事性、文学性、标题性、模拟性、技巧性等基础上，融合歌舞体裁、结合西洋作曲技法、创作了许许多多优秀的琵琶曲，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作品有《草原小姐妹》、《狼牙山五壮士》等。由此可见琵琶武曲在琵琶曲中占有相当重要的位置。

　　二、文学性

　　“音乐与文学从表面上看也是两种截然不同的文艺类型，音乐通过音响的组合达到表现的目的，而文学的表现目的则通过语言的手段来达到。但是语言与音响在表现形态上又有一某种一致性，即他们都是通过声音展示出来的。”这种一致性使音乐中往往具有某些文学性的因素。音乐作品与文学作品都有各自展开的过程，文学的过程主要是靠故事情节来展开的，而音乐的过程则是开始、发展和结束，它们的过程虽然各不相同，但音乐却为听众的文学性联想提供了基本依据，欣赏者才能从音乐的过程中感受到文学性的内容。？

　　琵琶武曲具有较强的文学性，它善于采用一些文学性的记录作为创作思路和文学性内容。它常用类似章回小说或戏剧分场的手法发展故事情节，所以琵琶武曲多以音乐发展的需要和可能性为出发点，从历史故事中提炼必要的过程和冲突作为音乐构思的基本线索，或者从原故事中提炼它的精神实质作为音乐构思的基础。如《十面埋伏》在反映古代重大历史题材时，抓住了典型事件，典型环境，在描写楚汉相争这一历史特定背景时，选择了最有代表意义的垓下决战场面，成功的塑造了汉军这一进攻者、追击者、胜利者的形象。《霸王卸甲》同样描述的是楚汉相争这一历史场面，但它侧重的是内在的情意的表现，从不同的侧面刻画了项羽的精神气质。

　　三、叙事性

　　中华文明源远流长，无数故事、传说通过文学、史书及戏曲等形式所传载，它反映着不同历史时期的社会生活，记录着各种社会现象，表现人们的意愿，作曲家通过音乐形式来述说这些早已被人们传为佳话的故事。琵琶武曲就常以这种形式来叙述历史故事，民间传说，具有较强的叙事性。？

　　如：《十面埋伏》叙述了发生在公元前206至202年刘邦运用韩信的“十面埋伏”和张良的“四面楚歌”之计，在垓下彻底打败项羽的情景。《霸王卸甲》以同样的历史故事为题材描述了两军激战和楚军的英烈悲壮的战争场面。《海青拿天鹅》叙述了元代我国古代少数民族用海青追捕天鹅的情景，生动的表现了少数民族雄健、尚武、勇敢的拼搏精神。这一声声一曲曲生动的艺术形象均与文学题材描绘的人物、故事紧密相关，具有鲜明的文学性。

　　四、标题性

　　标题是作曲家艺术创作的目的和依据。标题音乐的创作展示了作曲家以标题为依据，进行周密的艺术构思，选择能体现构思的独特的结构样式，并运用各种音乐手段创造出鲜明生动的音乐形象。标题音乐的文学性，体现在它是以文字或标题阐明作品思想内容的器乐作品，其渊源可上溯至十六世纪前。十九世纪上半叶深受欧洲浪漫派作曲家推崇并使用。由于标题音乐易于被广大群众所接受，它在器乐作品特别是在我国传统民间乐曲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

　　琵琶武曲在艺术构思和段落结构上经常使用文学性标题，形象化的为听众提供了丰富的想象。我们仍以《十面埋伏》为例。该曲除序部与尾声外共分三个部分。第一部分“列营”“吹打”“点将”“排阵”“走队”，琵琶用长轮、凤点头、摭分、摭扫等手法为听众展示了战鼓雷鸣、旌旗林立、威武的汉军与楚军对垒的古战场战前准备的画面。第二部分是作战情景。“埋伏”“鸡鸣山小战”“九里山大战”各段中，琵琶用滚、煞音、绞弦、并弦、拍、夹扫、扫轮、推挽、滑奏等各种技巧把两军短兵相接、厮杀与呐喊、呼号震天、如雷如廷、千军万马驰聘疆场的激烈壮观的场面展现在听众面前。第三部分“项王败阵”“乌江自刎”“众国凯里”“诸将争功”“得胜回营”是战争的结局。听众仿佛看到楚军的突围、汉军的追击、项王拔剑自刎的悲壮与刘邦大获全胜的场面。从以上这些段落的标题可以清晰的看到垓下决战的战争场面与故事发展的全过程。？

　　可见标题音乐对表达作曲家的创作意图、对演奏家诠释作品，对欣赏者理解作品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正是由于有了文学性标题，演奏家们才能成功的完成艺术的再创作。当然并非器乐作品脱离文学标题就无法理解，它更主要的是通过对具体的音乐表现以揭示作品的内涵。

　　五、模拟性

　　“模仿自然界的声音现象应该说是音乐艺术的特长，除了音乐以外，任何其他艺术都不具备这种摹仿功能。”音乐可以模拟自然界和现实中的种种音响。以其音响形态所构成的艺术形象引起人们对具体音乐形象的想象和联想。如对风、雨、雷电、钟声、鸟鸣、武器碰撞等自然界声音的模拟以此来借景抒情、状物咏情。这种写实的模拟手法无论在传统音乐还是现代音乐中都是屡见不鲜。？

　　琵琶武曲为了达到写实的目的充分发挥琵琶在模拟自然音响上的技术优势，最大限度的把握对自然音响的情感态度，同时借助于乐曲的诸标题，使主体、客体的情感产生共鸣。如：《十面埋伏》第一部分中“放炮”用拍、弹面板模拟炮火的轰鸣声；第二部分用煞弦、绞弦模拟兵器碰击、武器的铿锵声；用推并双弦、挽吟、长滚、摇模拟将士的呐喊、撕杀声；有置身于古战场拼杀的场面之感。《海青拿天鹅》第四部分用不同音高的并双弦技法模仿天鹅被海青击扑时发出的惊叫声，描绘了天鹅的挣扎逃脱与海青穷追不舍的画面；《霸王卸甲》（刘志海谱）在乐曲结尾处用调松一弦配合弹指奏出“噗噗”噪声模拟项王自刎后利箭落地的声响，暗示了霸王的悲剧结局。以上模拟手法是把对现实及大自然种种声响模仿的笔触加以音乐化、旋律化，追求神似，达到了描绘形象，塑造形象的目的。

　　六、连辍形多段体结构形态

　　多段体即各段主题可由一个主题材料引伸发展而来，也可由新构料构成。各段通常由一段体构成，稍有独立性，但不能单独演奏。多段体可分为二段体、三段体、四段体、五段体、六段体等，规模庞大、段落较多。琵琶武曲的结构形态，通常由多段体与曲调各不相同的多首曲牌连辍而成，因此形成了连辍形多段体的结构。各段落之间往往通过一定情节的贯穿或速度由慢渐快的处理，或表达情绪的一致等来加强乐曲的内部联系，以加强全曲的统一性。？

　　如：《十面埋伏》由13段构成，乐曲采用了多支曲牌“五声佛”“撼动山”等不同音乐材料根据乐曲的内容构思和结构布局连缀而成，其中以第二段“吹打”曲调为主题，在其它段落不同程度采用它的音型，节奏或音调进行变化发展，因此全曲结构形态属连缀与变化重复相结合的多段体。《霸王卸甲》共由16段组成，综合运用了变奏和连缀的音乐发展原则，以曲牌“出队子”和“快活三”为主经过变化重复，并加入少数其它素材而构成，从不同侧面刻画了项羽精神气质。《海青拿天鹅》由18段组成，通过多变的节奏，合尾的手法，对核心音调的不断模进反复将音乐层层推进，形象的展现了矫健勇猛的海青在天空与天鹅展开殊死搏斗，最后击败天鹅的情景。在尾声以民间曲牌《五声佛》和《撼动山》为素材，模仿吹打、高奏凯歌，生动表现了猎手带着海青凯旋的喜悦。？

　　此外，琵琶武曲的演奏技法运用非常之多，常用的有扫弦、煞音、绞弦、推并双弦、拍、提、满轮、摇指、“凤点头”等。它们在乐曲中善于表现各种戏剧性的效果，极大的发挥表情幅度，所以要求演奏者有较高的演奏水平。但并非因武曲的技巧性强，在演奏中就只重技巧，轻表现，重物状，轻神情，应该是以“形写神，形神兼备”达到深刻的内在功力和演奏技术上用之得法的目的。？

　　长期以来，琵琶武曲一直为人们接受和喜爱，并成为琵琶音乐文献中较具代表性的典范，它标志着我国古代琵琶艺术发展的辉煌，是宝贵的音乐文化遗产。本文对琵琶武曲形态与特征的分析和探讨有助于多角度，多侧面的了解琵琶武曲，有助于主、客体更好的理解作品的内涵，诠释作品，完成艺术的再创作。

　　作者简介：葛美琳，浙江师范大学音乐学院副教授（浙江 金华 321004）。

　　作者单位：葛美琳（浙江师范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