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太宗与琵琶乐曲

　　唐太宗与琵琶乐曲

　　周晓薇

　　我国封建时代的帝王中对音乐感兴趣者颇有其人，以“贞观之治”流誉后世的唐太宗李世民便是一位，而且他对音乐的兴趣尤其表现在偏爱琵琶乐曲。

　　一

　　《旧唐书》卷二八《音乐志》上记载，贞观元年，唐太宗在欣赏了《秦王破阵》舞曲之后曾经说过：“肤虽以武功定天下，终当以文德绥海内。” 后来太宗又令魏征等人改制歌辞，目的是用盛大的歌舞来表现出大唐的盖世武功和宽厚文德，以使四夷臣服。可见唐太宗是把音乐视作其“文德”治国的一个重要内容。

　　唐人张鸯《朝野佥载》卷五有这样一段记述：

　　太宗时，西国进一胡，善弹昆琶。作一曲，昆琶弦拨倍粗。上每不欲番人胜中国，乃笠酒高会，使罗黑黑隔帷听之，一遍而得。谓胡人曰：“此曲吾宫人能之。”取大昆琶，遂于帷下令黑黑弹之，不遗一字。胡人谓是宫女也，惊叹辞去。西国闻之，降者数十国。

　　一首琵琶曲，招降数十国，此故实颇可以为唐太宗初登帝基时的国策作一条绝好注脚。国策云何？怀柔绥抚。具强烈感化力的音乐，显然是一个不可缺少的重要方面。

　　琵琶出于西域，而善弹者在中国，并且因为技压西域而使其数十国闻而归降，这不免含有夸张的成份，然而唐太宗喜爱琵琶曲，却是实实在在的。一些善弹琵琶的人，也因唐太宗的偏爱而被重用。《唐会要》卷三三“燕乐”条记载：

　　贞观末，有装神符者，妙解昆琶，作《胜蛮奴》、《火凤》、《倾怀乐》三曲，声度清美，太宗深爱之。

　　关于裴神符的事迹，《新唐书》卷二一《礼乐志》也说：

　　五弦，如琵琶而小，北国所出，旧以木拨弹，乐工裴神符初以手弹，太宗悦甚，后人习为搊（简体字为“扌刍”，chou1，打不出来）琵琶。

　　由此不仅可知当时有一位“妙解琵琶”、善作新声的高手裴神符为太宗深爱，其所作三曲已成为当时宴娱中经常演奏的名曲，而且还可知琵琶用手拨这种新的弹奏方法也是产生于唐太宗时期。

　　又，宋刘克庄《后村诗话》续集卷三云：“罗黑黑能弹琵琶，遂阉为给使，以教宫人。”说到琵琶艺人授官，在太宗朝并非罗黑黑一例。据两《唐书》马周传与《唐会要》卷三四“论乐”条记载，当时因娴于琵琶而为太宗所赏爱的乐工还有白明达、王长通等人，并且都以此一技之长而得到了“音声博士”等官爵，这种有悖正统之举，在当时就颇为官僚士大夫们反对。贞观六年，身为监察御史的马周上疏说这些乐工与“朝贤君子，比肩而立，同坐而食，臣窃耻之”。宰相岑文本也认为马周的疏奏是“会文切理”的。伶优之人在封建时代如何能“列在士流，超授官爵”呢？因此，这件事从小的方面看是由于唐太宗对琵琶音乐的偏爱，而从大的方面看则又体现出唐太宗不拘一格、惟才是用的用人之道。

　　二

　　唐太宗不仅喜爱琵琶曲，亲自演奏琵琶曲，而且对于琵琶乐曲的见解也是很高明的。

　　《旧唐书》卷二八《音乐志》记载：

　　太宗曰：“礼乐之作，盖圣人缘物设教，以为搏节，治之隆替，岂此之由？”御史大夫杜淹对曰：“前代兴亡，实由于乐。陈将亡也，为《玉树后庭花》;齐将亡也，而为《伴侣曲》，行路闻之，莫不悲泣，所谓亡国之音也。以是观之，盖乐之由也。”太宗曰：“不然。夫音声能感人，自然之道也，故欢者闻之则悦，忧者听之则悲。悲欢之情，在于人心，非由乐也。将亡之政，其民必苦，然苦心所感，故闻之则悲耳。何有乐声哀怨，能使悦者悲乎？今《玉树》、《伴侣》之曲，其声具存，朕当为公奏之，知公必不悲类。”尚书右垂魏征进曰：“古人称：‘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乐在人和，不由音调。”太宗然之。

　　《玉树后庭花》与《伴侣曲》，均乃古代著名琵琶曲。太宗以此说明“悲欢之情，在于人心，非由乐也。”很有说服力。

　　《金石萃编》卷五四《许洛仁碑》中讲了这样一则故事：

　　文皇尝于琵琶中度曲忖声以示群下，上因顾问曰：“诸臣有识此曲者乎？”群臣离席将对而未□所说。

　　然群臣皆不能识得，则唐太宗度忖琵琶曲声的本领之高超精熟便可想而知。

　　唐太宗还兴之所致地写过一首名为《琵琶》的五言古诗，借以言明心中的情致。诗曰：

　　半月无双影，全花有四时。摧藏千里态，掩抑几重悲。促节萦红袖，清音满翠帷。驶弹风响急，缓曲钏声迟。空余关陇恨，因此代相思。

　　“无情未必真豪杰”，即使是从疆场马上、剑影刀光中参与创立并稳固了大唐江山的李世民，也同样是一位有着丰富情感的大丈夫。

　　三

　　如果进一步推究唐太宗何以独钟琵琶曲的外在影响的话，想来大致有这样两方面。一方面是受其父李渊喜好的感染。《唐会要》卷三四“杂录”条载：

　　武德元年，相国参军卢牟子献琵琶，万年县法曹孙伏伽上疏曰：“陛下贵为天子，富有四海，动则左史书之，言则右史书之，既为竹帛所构，何可恣情不慎。卢牟子所献，频蒙赏劳，但‘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陛下必有所欲，何求不得，陛下少者，岂此物哉。”

　　此事两《唐书》孙伏伽传亦提及。既然是想得赏劳，则所献之物就势必要投李渊之所好。而父辈的好恶，又最容易影响到子女，所以李世民喜好琵琶乐曲，恐怕多少是受了其父李渊的影响的。说到李渊对琵琶音乐的喜好之深及对子女教习琴艺的重视，还可以从李渊第十二女淮南大长公主李澄霞的事迹中得到印证。1978年陕西省富平县献陵陪葬区出土的武周天授二年封言道撰《大唐故淮南大长公主墓志铭》记述了这样一段故事：

　　公主性持聪敏，精彩尤异，年三、四岁，见弹昆琶，即于扇上拨成小曲。至年五岁，指小仍未及柱，乃令人捻弦，遂弹得《达摩支》、《无愁》子曲。神尧皇帝闻知，大加惊异。才至七岁，渐能弹曲，乃令王长通教钵乐背当，二日便了。神尧皇帝对妃殡等看弹，一无错□，□□□叹，特蒙爱赏，赍杂彩及物数百段，长通亦得赐焉。又七月十四日宫内欲迎佛盆，十三日敕令长通入内，教公主龟□〔兹〕佛曲。十四日迎佛盆处，公主即弹，大蒙赏异，特踢紫檀槽金环昆琶一，并锦彩等。此后每受琵琶并五弦，三两遍合便得，□〔不〕须续上，其于搊弹知音，实为绝妙。又常云：“音声一解，闻即自知，蔡琰夜别断弦，何足书之史籍。”

　　这则故事不仅为初唐时期皇室对琵琶音乐的喜爱及当时流行的曲目、名贵的品种等保存了珍贵史料，而且“搊弹知音”一语还为“搊弹法”产生于太宗贞观初称一佐证。这里所提到的紫檀槽琵琶尚间从今天日本东大寺正仓院所藏螺钿琵琶（见附图）而见其真实面目。此种琵琶盖为当时最贵重之品种。《孟浩然集》卷匹《凉州词》云：“浑成紫檀金屑文，作得澳琶声入云。”《全唐诗》张籍《宫词》又云：“黄金捍拨紫檀槽，弦索初张调更高。”故琵琶以紫植为槽，似于音调上有很大关系。其施以金环、金屑文或螺钿文，殆为唐代一时之风尚。

　　另一方面的影响，应该说是来自琵琶在当时乐器中所处的地位及应用的程度。琵琶先是西北民族中的流行乐器，自汉及唐，逐渐成为南北通行、应用最广的乐器之一，这在古诗中特别是唐诗中是不乏证明的。唐太宗是一位文武双全、多才多艺的皇帝，自幼有着优越的生活条件和良好的传统教育，所以琵琶也必然成为他所具备的众艺之一。又比如，《旧唐书》和《新唐书》的张文收传和《旧唐书》卷二八《音乐志》说，贞观初，掌管调乐作曲的协律郎张文收创作出著名的《燕乐》乐舞，不仅冲击了《雅乐》的独尊地位，而且还被冠以“诸乐（即唐之十部乐）之首”，成为元旦朝会第一曲。《新唐书》卷二一《礼乐志》载，在《燕乐》所使用的二十二种乐器中，琵琶竟用了四种之多，即大、小琵琶各一，大、小五弦琵琶各一。即便是其他九部乐中，琵琶也仍然占据着弹奏乐器的主导地位。在敦煌莫高窟的唐代壁画中，几乎每组伎乐以及飞天的手中都持有琵琶。琵琶在当困应用程度的广泛，地位的重要，于此可窥一斑。纵览李唐一代，琵琶真可以称得上是最盛行的国乐。由于琵琶的普及，势必一定程度地影响了朝野的好尚。而反过来，又由于唐太宗的偏爱，更抬高了琵琶的声价，以致更进一步地影响到其子孙后代 （如玄宗、德宗）以及国人的喜好。如《乐府杂录》中所记玄宗朝有马仙期、李龟年、贺怀智、杨贵妃等，德宗朝有康昆仑、段善本、王芬、曹保保、曹善才、曹纲、裴兴奴等，文宗朝有郑中垂、刘二郎等众多琵琶高手。

　　至于唐太宗之所以偏爱琵琶曲的内在因素，想来除了可以笼统地臆测为生性喜爱外，实在是很难窥知的。不过，有一点应该引起注意：《释名》上说：“琵琶本胡中马上所鼓，推手前曰琵，引手却曰琶，因以为名。”《旧唐书》卷二九《音乐志》说：“琵琶，四弦，汉乐也。……及汉武帝嫁宗女于乌孙，乃裁筝、筑为马上乐，以慰其乡国之思。”如此说来，琵琶是“马上之乐”，是用以解慰思念之情的。当年唐太宗初践国祚，在观赏了《秦王破阵》乐舞后曾感慨道：

　　朕昔在藩，屡有征讨，世间遂有此乐，岂意今日登于雅乐。然其发扬蹈厉，虽异文容，功业由之，致有今日，所以被乐章，示不忘于本也。

　　以此推之，唐太宗的偏爱琵琶曲，似乎也是受了他不愿忘本，不愿忘记马上得天下的经历，遂常常以琵琶慰其思旧之怀这种心理的影响。“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这是唐太宗的名言。不忘隋唐兴替的历史，正是能够出现“贞观之治”的重要原故。因此，唐太宗对琵琶乐曲的偏爱，也可以看作是他借以缅怀历史，“不忘于本”的一种特殊律己方式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