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谷芳:音色里的中国人文
佚名 网络林谷芳:1950年生。音乐家、文化评论人。自2000年起担任台湾佛光大学艺术学研究所所长。主要作品有:《音乐中的斯土斯民——中国音乐导聆》,《谛观有情——中国音乐里的人文世界》,后者作为其代表作,彰显“道艺一体”的生命观,引起台湾文化界各方面关注的同时,于1998年被大陆昆仑出版社引进,得到广泛好评。
如果今天我们不是受限于西方的结构体系时,我们是不是也能像西方现代音乐家一样,看到我们音乐的特质。或者是重新发觉,其实我们的传统原本就有一个丰富的系统在那里。而不是在每一次“以西非中”的时候,一直认为我们不如西方。当然这种说法不代表我们要固步自封,而是在谈发展之前,我们有没有停下脚步,看看自己有多少东西。免得在发展时,不仅没把自己的东西好好整理,甚至把自己的东西丢弃。 ——林谷芳
在台湾有一个过世的知名声乐家。他有一天跟我说,林教授,能不能帮我们歌剧工作坊谈点东西。我先是推辞,不是因为谦辞,因为歌剧我是外行,不可能给他有多少帮助。他很客气地说,也许你能丢一些问题,刺激大家思考。后来我去了,面对台湾顶尖的十几个音乐家,我丢了两个问题给他们。其中之一是我提醒他们:一种唱法,也就是西洋美声唱法,占据了主流教育系统100年,这个社会还不照你的方式唱歌,到底是谁出了问题?是你们错了还是我们错了?我们常常容易得出一个轻率的结论,以为不这样唱是因为整个社会的水平很低,整个音乐教育还不够扎实,这可能都是事实,但是一个这么简单的唱法,对西方人是如此嘛,在我们文化体里搞了一百年,最后大多数人不会看五线谱,声乐之外的人都不会照那样唱歌,到底谁出了问题?显然问题不是那么简单。还好,那些音乐家还有反省力,最后他们说:可能是我们出问题的几率比较大。他们问我,你认为问题出在哪里?我给了两个不同答案,也许也是问题吧。
关于音乐的两个问题
第一个就牵涉到中国人的音色观问题。首先我提醒他们,我们看戏,生旦净末丑,他的发音部位不同,出来的音色也不同。这也就是中国人为什么能“听戏”,因为每一个音色出来,我们就能确定她是旦角,是武旦、花旦、彩旦,但我们今天去听西洋歌剧,男声部分就只能是男高音、男中音、男低音之别,用音乐的讲法讲,它只有音区的差别,没有音色的差别。而你若要让中国人的戏曲,生旦净末丑同样一个发声,中国人戏会看不下去。所以要认识到音色在中国人的文化系统里发挥的角色。
第二个我提到音乐表现的问题。西方的音乐表现,是“理性”的表现。一个透过现象、穿越现象找到所谓的原则、本质的表现。无论什么时候,都是走向惟一的完美。你看歌剧《茶花女》,茶花女临将过世时,还是中气十足。而中国人在此就不然,听戏曲到这里,只有四个字:气若游丝。这不是说谁好谁坏的问题,我只想强调,如果你无法说服中国人、或打破中国人在音乐上坚持的特质,否则就不要怪中国人不接受你的东西。许多音乐家说这么好的歌剧为什么大家不接受是因为唱洋文嘛!那好,我们就做一出中文歌剧。于是有一次,一些音乐家做了一出中文歌剧《万里长城》。我们台北师范大学音乐学生去听了,回来后我问他们怎么样?他们说:不知道唱什么,不是不知唱什么内容,而是他唱的是意大利文还是中文我们都不晓得。问题在这里,中国人谈歌乐的时候有一个前提,字正腔圆。为什么?因为中国人觉得所有的歌乐都必须两个东西同时具显:一个是声情,声音的情感;一个是词情,文学的、歌词的世界。许多时候甚至必须是词情先于声情,才能真正动人。你违背了这个原则,中国人就会没感觉。这说明什么?就是有很多现象的存在,在解答音乐、文化的问题时,我们常在表面上看待一个现象的发生,而没有根底的思索:为什么会有这种现象发生?也就是我刚才那个问题:为什么一个唱法教了这么久,我们还不会这么唱歌。
现在我们把这个问题放大,会不会在整个中国艺术、乃至整个中国文化有很多问题,我们很少从根底上问它为什么如此,而不是在浮面的嫁接、表现比较上说,到底是中国高还是西洋高。当然,在一百多年来的西风东渐中,作为一个弱势的中国文化,其实我们已在无谓的比较中直接贬抑了自己传统的价值。而就音乐来说,这种隐匿与贬抑,很重要的一个是音色问题。
音色是什么
为什么要从音色说起?首先是因为中国音乐在这方面有其特质的表现。我想从音乐的表现基础说起。一般音乐是由哪几个部分构成的?简单地讲,我们可以把它分做:一个是音的本质,一个是音的流动及音的结合。而音的本质是什么?作为音的存在,它被认知的条件是什么。一般认为音被认知,是因为音高,尤其学西方音乐的朋友容易如此,视唱练耳在他那个系统变得非常精准而重要。美术界人一般在看画展时,不会说这是明度彩度几度,但在音乐界就要问你今天是调几度音,是440还是442,音高对音乐人的确很重要。至于音的流动主要是指旋律曲调的叙述。音的结合主要是指和声、对位等。在这三个区块里面,如果我们比较不同的音乐系统,会发觉大家对这三个区块的琢磨各有轻重不同。
就像你在中国水墨画里面要谈到一种丰富外相的色彩,那是不太可能的。因为一般色彩的组合并不是它表现的重点。同样的,在西方古典绘画里面,看到线条的流动也不太可能,因为它是面与面结构的呈现。有些民族的音乐,会侧重音的流动。中国人就很在乎这种流动。跟我们在绘画里看到中国人表现的是一种线性艺术一样,中国人对旋律开展很敏锐。我举《梁祝》做例,《梁祝》如果从做曲法来看,手法都很简单,但它为什么能留下来,怎么一个主题一分多钟的东西它在做了二十几分钟的发展之后,每一寸都还那么美。你今天要让一个西方作曲家来做,他都觉得很难。他可以配器,比如《黄河》钢琴协奏曲《保卫黄河》那样,反复十次,旋律都没变。它在哪里变?在和声、配器上变。西方人重结合,而中国人不是,几乎是单向的旋律叙述,但你还觉得层层进展,缠绵悱测呢!一般来讲,不同民族,不同音乐系统会在这三个方面各有侧重。多数时候,我们谈到的都是后面两个区块,但是第一个区块大家都没有重视。其实,对音乐有了解的人都晓得,世界上其实不止有一个音阶系统。
音色是什么?用现在话来讲,就是我们现在调查犯罪所用的那种声纹对比。这是认知一个音的最基础标准。比如我今天在这儿讲话,各位都不会注意到我的音高,因为我的音高不在“DOREMI”这些固定的音高里面,但你们一定会晓得我的音色。明天我谈不同的主题,你也一样会想到这就是林某人的声音。
这样一个基准,也就是我们在认知乐器上面为什么把这个叫小提琴、那个叫大提琴,这叫琵琶那叫二胡的原因。大提琴那么大,小提琴那么小,我们为什么叫它提琴,因为音色是相同的,音色为什么相同,是因为用共同的材质构成的,于是它们产生同质性的音色。如果我们认知一个音的基准是音色的话,那么任何音乐系统都应该追求它认为美的音色。一把小提琴为什么会贵到一、两百万美金,而一把烂的只有几十块,最大的差异是音色。所以在音乐的流动与结合中,要求一个美好的音色是所有音乐都追求的。但更进一步的问题在哪里?首先是:什么样的音色才是美好的音色?
举例讲,我在大陆买过非常好的CD,后来发现知名录音师录民族音乐时,大多数都录错了,他用听西方音乐的耳朵来录民族音乐时,民族乐器该有的自然、温润的音色就不见了,反而带有一种金属、亮丽的声音。因为第一个问题是:什么是好的音色?而第二个可能更重要的则是,到底有多少“好的音色”?会不会日本人要的音色跟中国人不一样?中国人要的音色跟西方人不一样?这一点可能才是很多音乐之所以风格不一样、不同音乐系统在具现它内在生命情怀不同的一个最重要依据。如果是这样,会不会有多少音乐系统,也就有多少不同的音色呈现。这样的思索,在我做中国音乐研究中间,发觉答案是明显的。以这样一个切入点,可以透过音乐,解读更深厚的中国文化!
中国音乐里的音色表现
我认为中国音乐里的音色表现,不仅是富于特质的,而且是丰富的。中国音乐里的音色多元,我常用一句话说明它:无声不可入乐。比如说戏曲。宋元以来的戏曲是一门重要的表演艺术,在戏曲角色里你会发现,我们和西方有明显不同。生旦净末丑,发声部位不一样,出来的音色不一样。所以我们还没听他演些什么,那种形象的感觉就已出来了。一切那么直接,老生要苍朴,小生要手无缚鸡之力或半阴不阳。在中国戏曲,演老人就是老人的音色,小生就是小生的音色。再加上净角就更有趣了。千生万旦,一净难求,要声如洪钟,才会显出英雄或是大奸大恶的气概。中国人为什么能听戏,就是这样,我们即使闭着眼睛也能听出角色。一个丫鬟的音色和公主的音色会不一样。而你看《茶花女》,一个小姐和一个丫鬟没什么不同。这和好坏无关,中国人就是喜欢这样。我们甚至形成一个认知:一个角色不够分明的戏,就不是一个成型的大戏。
“无声不可入乐”在哪里能体现呢?就在中国打击音乐的丰富性上。打击乐在西方一直是边陲,一个交响乐团那么大,两三样稀稀松松的打击乐器,一直到近三十年,才渐渐把打击乐当成一个独立形态。在中国音乐里若去掉了打击乐,不晓得它要干嘛?从传统的钟磬一直到民间的锣鼓,没有这个东西就缺了一大块。中国的打击乐形式可能是世界上最多的,我问过一位打击乐专家,中国的打击乐到底有多少?他说,宽松一点说是六百种,细分大概一千种。而打击乐最重要也可能最根底的表现就是音色。今天一个旦角出现时,一定要配小锣,很柔性,她唱:“奴家今年一十六”,柳枝轻摇,莲步细舞地走来,配上小“台”正合适,如果大锣“哐”一声,什么美感都没了。而中国的打击乐借用西方术语来说的话,它还有进行式和中止式!因此,梅兰芳都不敢得罪打鼓的,他不给你定最后一下亮相的“哐”,一迳地直打“台”(进行式),你脚都没法落,没法完成最后的亮相。中国的打击乐太精彩,精彩到早在汉代,它就可以变成一个独立的音乐形态。如《鸭子拌嘴》,全部是打击乐,你很容易想象是一群鸭子在吵架,非常形象对不对?像这样的音乐是唱不来的,因为它主要是音色的组合,而那个音色就是打击乐本身的声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