琴道一体的生命本质(2)

　　徐青山为晚明琴学大师，时人誉为“今世之伯牙”，崇祯末年参加抗清未果，遂入苏州穹窿山隐居修道。徐青山之《溪山琴况》著于崇祯十四年，抉汉唐以来琴道之精义，融儒释道三家思想于一炉，探幽发微，总结为“二十四况”，乃中华琴道思想之集大成者，其崇尚“中和”、“古淡”、“雅正”者，乃古来儒释道琴道思想之继承。古琴者，实为中华古圣先贤留于后世之妙器。

　　对于人生修养、养性修身、立命进德有莫大助益，其松沉旷远的音色、舒缓简淡的曲调以及宁静庄重之仪容，其中所蕴藏的古朴宁静的意境，传达着静远淡逸的气息，能唤起恬淡悠远的回忆，令人返于原始本然之故乡，这对于紧张而焦虑的现代人实在是非常重要、弥足珍贵。若仅将古琴作为一般音乐而“欣赏”而“演奏”，则实在是一件令人扼腕叹息的事了。就古琴之本质及社会发展之趋势来看，可以预见，古琴在未来的岁月，仍将有足够的生命力而赢行大量的知音，且为知音者所执取而励力弘扬，这就是中华文化之精微者不绝如缕的坚韧性。数千年来由无数文化精英们所传承的古琴，作为修身养性之道器，其创造文化精神、其中的礼乐之道及蕴涵的佛道精华，仍将由新时代的文化精英们继续传承下去而利益有缘之众。三代以上古琴“家弦户诵”之盛，自春秋之世即已不可复得且也不必留恋。就时代而言，随着现时代科技物质文明愈行演进而人类精神家园愈形荒芜，人类社会身心疾患、心理医学问题与年俱增已是不争的现实。现代人身处高楼大厦林立的繁华都市，忙碌于工厂、办公室商店之间，过着日复一日的庸常生活。较之古代农业社会，现代人身处紧张纷繁的社会环境，而对着远较古代复杂的人际关系，有着更多的紧张和焦虑。在这喧嚣的时代，多一位古琴知音，便多了一份清凉和宁静；多一人学琴，于此红尘浊浪中便也多了一股纯澈的清流。这就是古琴的魅力。正如宋代朱伯厚《琴史》所云：“古乐之行于人者独琴未废，有志于乐者，舍琴何现？”琴道知音，尽兴乎来！琴道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而传统文化又是一个复合概念，它是由传统与文化两个概念组合而成。传统是相对于现在和未来而言，因此，传统文化无疑是指过去积累的文化，从界限上讲，中国传统文化就是中国古代文化，包括上古和整个中世纪，它的上限一直可以追溯到原始社会。文化是价值生活的创造。它指某一时代、某一民族生活之最高的形式，包括物质生产、精神活动，以及二者关联与发展的全程。继承是历史的传统，吸收是时代的潮流，创造民族的形式。一个人或一个民族，任你怎样洒脱、自由，总不能不受空间的羁绊和时间的熏陶。中化民族自古以来所创造的文化瑰宝，迄今仍有生命力，足以照耀世界。中华民族文化的辉煌结晶，经受了历史的考验，人民的鉴定，足以鸟瞰八荒，卓立千古。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具有非凡的创造力，惊人的吸引力和巨大的凝聚力。而这种创造力，吸收力和凝聚力是来源于中华民族本身价值取向这是文化得以立足，并能够延续流传的根本性问题，也可以说是文化生命力的体现。琴学和佛教的关系，在苍茫的历史背景下，展现为或瑰丽辉煌，或幽深佶屈的文化形态，在互相结合，互相影响，互动制约之中，折射出一种动人心魄的精神之光。

　　中国传统文化在世界思想文化史上具有独特的存在形态以及价值意义，它以一种体系的方式建构成为一个形态宏大壮丽、内涵精致细密的思想结构。这个思想结构实际上也成为中国文化的价值评价体系。这个体系的形成过程，是通过对现实中的各家思想学说进行分析、批判、总结，并且在提炼出主体价值标准的基础上，以之衡量、测度各家异说，最后，以达成到求同存异、和合会通的这样一个历史过程，中国文化中的经史子集无不与琴道相融相合并互为影响，它是中国文化生存的根本、延续道统的命脉所在。它实际上决定了任何一种外来文化能否进入中国文化圈子，被本土文化接纳，就在于其是否能与本土文化思想结构进行调适融通。这种“调适融通”，当然不是指“度身定做”，也不能是“削足适履”。所谓“调适融通”之意，指的是与新环境的互动“适应”，就是既要为新环境所接受，又要能够调整自身，是一种双向的适应过程。佛教与中国本土文化是一种“互融”关系，更是一种“互摄”关系。但是，首先，佛教必须能够为中国文化思想结构所容纳。容纳之后，当然，这个思想结构本身，也是要为此作出自身的调整的。在这个过程中，对于佛教而言，至关重要的一步，也是建立自身的思想结构。这个思想结构也就是佛教的价值评价体系。佛教的价值评价体系，在结构形态上，却又正是与中国传统文化以琴道的价值准则为核心的思想结构的一次成功的“度身定做”，并且在价值取向上，也与本来的印度佛教虽非“削足适履”，却是一个遵循“殊途同归，百虑一致”的历史方向的极大调整。佛理圆觉，不可执著；琴道广大，感而能通；依音涉境，都为真理。佛教在中国的发展，一开始就表现出与琴道相通的文化特征。以往各个历史时期中，对于不少佛教大师而言，正因为佛教的宏大壮丽，才堪与他们心目中的琴道天人境界媲美，这成为他们毕生矢志佛法的重要原动力。琴佛互相影响，激扬发明，所谓佛教与本土文化的结合，从根本上说就是同琴道的结合，只有实现了这一点上的结合，本是外来文化的佛教才有了在中国发展的可能性。人们常说佛教与中国文化的结合，是与老、庄道家的结合过程，或看作是与儒学的结合过程。这种说法，从一般意义上而言都不算错。但是，仅仅这样看毕竟还不够。按我的看法，在深层的文化意义上，在延续了漫长历史时期的中国传统文化大框图下，一种外来文化若未能与琴道结合，又如何谈得上与老庄玄学或儒家经学、理学的融会贯通？

　　在东晋南北朝（317-589年）约二三百年时间里，南北分裂，战乱频起，社会动荡不安。佛教的玄远境界、精致理论及其为中国传统文化原来所没有的神秘的宗教氛围，使人们都想从广大群众的需要向往，佛教获得了蓬勃生机。其间，名僧如星，或以异迹化人，或以神力拯物，或传译经典，或辩证哲理，含章秀发，群英间出，汇成中国佛教发展史上第一个高潮。这也是琴学与佛教结合互为影响的第一大阶段。东晋南北朝时期是中国佛教发展的关键时期，为佛教在中国的发展打下了思想和理论的基础，对此后的佛教的弘扬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这个阶段佛教的基本特征是佛典被大量翻译，佛教在各个领域中与中国固有传统文化相互影响、相互抗衡、日益融汇，并开始走上独立的发展道路。当时名僧立身行世，与清淡者酷肖，并同时精通内外典籍。琴家和静淡远思想同佛家之“般若”、“ 涅盘”相契相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