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祖强访谈：踏乐而来 音乐人生(4)

春天来了
晓虹：春天来了。
吴祖强：春天来了。后来，我重写了《春江花月夜》，把《春江花月夜》也改成了琵琶和西方的管弦乐队（应式），《春江花月夜》。
晓虹：因为我现在接触到的这种中西方结合的几乎全都是您的作品。比如《春江花月夜》、《二泉映月》，这简直就是我们这一代人的音乐启蒙了。
吴祖强：对。就是这个。后来，弦乐合作我又接着写了《听松》还有《良宵》，不只一个曲目。所以，就把这条路子，我觉得还是打开，而且受到了欢迎。
晓虹：对，确实是这样的，您做了一件以前没有人做的事儿。
吴祖强：我觉得找一些都是别人还没有做的事儿，这样有一种，好象开拓的感觉。
晓虹：但创新很难的。您那时候创作有没有煎熬的时候？就是走不通这条路，那怎么办？
吴祖强：接着走。
晓虹：接着走，最后还是走成了。
吴祖强：我还是把我该走的路走完了。因为我能做的事情，我还是尽量的都做了。然后，我有希望别的人可以接着更有其他的一些东西的做法。
所以，我觉得我还是尽我的力量做了一些这样的事情。比较明显的就是一个中西结合，东西融汇。我想我这些事情是别人没有做的，或者说没有做完的。我就做了一些努力，还是有一点成效。
中西音乐结合第一人
晓虹：而且我感觉，您刚才做的这些中西结合的事情。和您后来在中央音乐学院所做的事情有异曲同工之处。
吴祖强：我想是的。因为中央音乐学院就是中西结合的事儿。中央音乐学院的基本的一些教学的规范和教学的内容，很多是从国外搬来的。音乐学院这种体制也是从欧洲来的，所以我觉得这一点都没有什么不合适的地方。但是，我们也一直注意着中西结合，如果我在“中”的这方面不下功夫，你拿什么结合啊。所以，当时一直文化部要把中央音乐学院中西分开，周扬那时候，所以成立中国音乐学院。就是他们搞中的，你们搞洋的，我说没这事儿，不可以。

著名作曲家吴祖强 资料图
第一，音乐是共通的，不能够分开。第二，我在中国办音乐学院，我绝对不是办欧洲的音乐学院，要办我自己的。那么我中国的民族的东西是里头重要的内容。至于怎么结合，是我们的工作过程里头大家来探索的事儿。我说不能够分开。后来他们一定要分开。我说分开，那我管不着，没办法。你们就建立一个民族的，但是中央音乐学院，民乐系照常要办，而且我们用我们的办法来发展民族音乐。这个我们站住了。我始终没有妥协这一点。

百废待兴的时候是最好的时候
晓虹：那您接手中央音乐学院的时候，咱们中国当时的音乐教育整体情况是什么样的呢？
吴祖强：那就是文革以后，我正式负责音乐学院的一些组织工作，跟办学的负责人。那还是在文革以后。那时候学校已经关门关了十年了。

文革后小泽征尔第一次来中央音乐学院 资料图
晓虹：十年，那老师？
吴祖强：都撂在那儿。
晓虹：都没有了？
吴祖强：都撂在那儿。老师还在，老师没事儿干。写东西的自个儿写东西，做书的自个儿做书，晃荡的就自个儿晃荡。
晓虹：全放羊了。
吴祖强：全放羊。这十年都关门。所以，我接手的时候是文革刚刚结束。
晓虹：百废待兴的时候。
吴祖强：百废待兴的时候。我倒挺喜欢这样的时候。
晓虹：为什么？
吴祖强：因为可以做许多别人没做过的事儿。而且解决一些难题，要解决好了的话就有成效，有成果。这样大家还是会很高兴的。所以，我想我那几年正好赶上了这一段。我想我配合这个政治的背景，做了许多音乐艺术方面的新的推动。
中国并不缺人才
晓虹：因为那时候正好是咱们国家，第一是拨乱反正，第二是整个社会的一个转型时期，包括各种思潮也都一直在涌动的。您那时候就是身份上又有很多，不光是一个音乐作曲家，而且还是一个领导者，同时，您又是一个教育家，这么多的身份集于一体，您对当前的那种学校的创作或者教育的环境又是有着什么样的思考？
吴祖强：其实，我的一些基本的思路，我也并没有变。
晓虹：什么样的思路？
吴祖强：原来的一些东西，我还是有历史形成的。跟我的经历所得到的，我觉得我们应该掌握这些东西。不管什么情况之下，我还是用了各种的办法，我来还是希望尽量的来想办法实现我的这些想法。我现在80多了，回想一下，我所想要做的这些事情，或者我认为应该要做的事情，我还是尽了我自己的最大努力。虽然有的时候不太顺利，但是慢慢的还是改变了这些状况，也争取到了很多同志跟我一块儿来做这件事情。所以，我想那几年中央音乐学院还是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和恢复。包括在国际上都有一些比赛。那时候在文化部让我负责国际比赛，这一下子所有的表演专业的一些跟国际有关的沟通全都出来了。出来那么些年轻的中国的表演人才。大家都很惊讶。是，中国不缺人才。

与世界各界文化名人出席交流活动
晓虹：以前都被压着了。
吴祖强：没有给他机会，没有给他条件，没有给他提供使他能够成长的土壤。所以，这样一个时候，我觉得我们抓住了之后是一定能够做出成果来的。
晓虹：当时，咱们中央音乐学院有一个口号，也算是一个办学目标吧，说是“不仅要出优秀的人才，还要出好作品。”这个口号是您提出来的吗？还是在什么背景下提出来的？
吴祖强：我也不记得了。我主持了好多作品的评比。就是我那时候在中国文联和中国音协都担任了职务。作为文化部党组的成员，当然负责比赛。负责比赛有时候就接触中国的作品。这些感受还是挺深的。因为有这样的身份呢，一搞什么作品比赛，老是把我给弄进去，做一些负责的工作。我想在我手里头，我担任了至少有可能七届八届这样的各种不同项目的作品比赛。我不记得是专门对中央音乐学院提过这样的口号。但是，中央音乐学院每次都要参加各种举行的这样的。培养人才是早就这么说的，人才里头也有作曲人才。中央音乐学院不是光搞表演专业的，搞理论的他们是一种研究性质的。搞作曲的就是应该出作品，我想提这种口号是很正常的状态下，我也会提的。

音乐界里最大的官
晓虹：我给您念一段您曾经担任过的社会职务还有相关的身份。您看您先后担任过中央音乐学院的院长，文化部的党组成员，中国音协的副主席，现在是名誉主席对吧？
吴祖强：副主席跟创作委员会主任。这个很重要。
晓虹：然后还有中国文联的党组书记副主席。还有全国政协常委，还是党的十届中央委员会的候补委员。在普通人眼里您就是音乐界里最大的官了。
吴祖强：够大的了。
晓虹：对。在音乐界里最大的官了。
吴祖强：没有过。
晓虹：这么多的职务于一身。刚才您还提到了一个细节，也就是在李德仑在指挥中央乐团的时候，您有过两年的创作时间。但是在那两年的时间里，您先后创造了《红色娘子军》。
吴祖强：《红色娘子军》是在这之前。
晓虹：在他之前，还有《二泉映月》《草原小姐妹》。
吴祖强：琵琶协奏曲，《二泉映月》这些，《春江花月夜》。
晓虹：这么多的职务和您的创作时间有没有什么得与失？有没有因为这些职务挤了您的创作。
吴祖强：那一段是我做专业作曲家，最像一个专业作曲家的状态。平常因为我教书是主要的。我的音乐创造和文章写作都是业余活动，都是教学之外的活动。另外，我作为共产党员，参加这些社会活动我责无旁贷。后来，又加上了文化部有一些任务。那我当然必须得参加。然后后来一热情出来个国家大剧院，现在我是国家大剧院的艺委会的主任，这些事儿都栽在自个儿身上，扛起来了。但是我觉得这个是应该做的，也必须做的。
晓虹：在很多时候是不是有点身不由己了。
吴祖强：但是我担任过许多事儿，我经历的事儿也多了，感受也多了。
晓虹：对您的作品更加有好处。
吴祖强：对。我想我的理解度会也有所提高。只要你的生活是各种各样的，你要是能够在生活里头吸取你所需要的营养，用在你的某些活动上头，都会起作用。我想这么说，我心胸比较开阔，心胸还比较开阔。
晓虹：还是一个统筹专家，各种各样的事情都能够给它办得非常有条理。
吴祖强：我能不推的我都不推。
晓虹：年轻时候打的底子。
吴祖强：包括我夫人也老说，你天天这些事儿老没完没了。那怎么办呢？
解说：1981年，吴祖强担任文化部党组成员，分工负责国际比赛工作。在此期间，他为中国学子走向国际音乐舞台、促成国际音乐文化交流不遗余力。也就是从这一年，年轻的中国选手开始以积极的姿态，重新出现在已经中断了10多年的国际音乐比赛舞台上。
我把国际音乐理事会弄到中国来开了一次全体大会
晓虹：那您是经常出国，然后做一些中西方文化方面的交流，您看到了什么，什么感触最深？
吴祖强：我做的最大的事情，就是我把国际音乐理事会弄到中国来开了一次全体大会。我当了六年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音乐理事会的执行委员，连任三届，两年在改选。最高任期是六年，是三届。我在我最后一届任期的时候，满足了国际上头的要求，这个是在我的最后任期结束以前，在北京开了这个国际音乐理事会。我打开了跟国际最高级音乐组织的联系。这个以前没有到这个地步。
晓虹：很牛的。
吴祖强：很牛的。以前贺禄汀同志，吕季（全国音协主席）得到了一个荣誉会员，就在他们去世以后，人家对中国音乐家的尊重。但是，我是直接参加那儿的工作，而且进行了些具体的事情的操作和实现。有点成绩。

海峡两岸作曲家在纽约历史性的聚会
所以后来我跟同志们说，我说你们得接着弄。现在好象关系有淡，我不能搞了，我已经是名誉会员了，终身名誉会员，我不能再具体做些什么了，我年纪也那么大了。可是，最近好象他们没什么动静了，跟国际上头的这些来往少了。这可能跟现在的负责人，他过去缺少一些国外沟通的经历。这与我还是不太一样，我从做学生起就是来来回回的，这个方面有所那什么。我都使用了，这些我所有的条件，我都使用了。
晓虹：诸多的身份，诸多的社会事务您自己最看中哪一点呢？
吴祖强：比如那个音乐理事会在北京召开，就靠我在国内的政协常委的地位，我直接给刘云山同志写了一封信，说明当年这个会没开成，现在我有这样的可能性来推动这件事情，来做好。写了一封信给他，他马上两天就批下了，完全同意，你弄。这样我把这个会开成了，在我的任期之前，把这事做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