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祖强访谈：踏乐而来 音乐人生(3)

解说：1959年，吴祖强和杜鸣心携手完成了向建国10周年献礼的舞剧作品《鱼美人》。《鱼美人》共分三幕五场，表现了一个美丽的神话故事：海底美丽善良的鱼美人，爱上了人间勤劳勇敢的猎人，但是遭到了凶恶的山妖的阻挠和破坏，在人参老人的帮助下，猎人和鱼美人终于战胜了山妖的魔法，结成一对幸福的伴侣。因为当时大环境的影响，本准备作为国庆10周年献礼的《鱼美人》最后推迟在10月后上演。该剧一经上演，就引发了热烈的争论。
《鱼美人》的创作历程
晓虹：您1958年就开始从苏联毕业了，然后1959年就和杜鸣心一起合作了《鱼美人》。《鱼美人》是在一个什么样的背景下创作出来的？
吴祖强：我是1958年回来的，1958年的暑假毕业了以后就回到学校。那时候又在大跃进，生活就是这样，条件并不是太好，但是什么都没有二话，接着就干。

芭蕾舞剧《鱼美人》剧照 资料图

芭蕾舞剧《鱼美人》剧照 资料图

芭蕾舞剧《鱼美人》剧照 资料图
写《鱼美人》是过了半年以后，大概是寒假的时候。那时候我们在乡下劳动教学，学生都带到乡下去教书。我教好多个作曲学生。我学校有事儿回去一下。回去就告诉我，说是舞蹈学校有一个苏联专家，已经在这儿工作了三年了。他现在工作快要结束了，他很希望能在临走以前排一个有点中国色彩的舞剧。他也不敢说叫芭蕾舞，但芭蕾肯定要用进去的。因为当时舞蹈学校是两个学科，一个是芭蕾舞学科，一个是民族舞学科。可能会混合起来做这个，作为他在这儿教学三年的工作成果和纪念。那个老师很好叫古雪夫先生。他当时提出来的条件说我是苏联人，听说你们也有去苏联学音乐的学生，是不是有毕业回来的？如果有回来的，我希望跟他合作，我们沟通也比较方便。他在苏联学习的，一定也很了解我们苏联的舞剧艺术，我们合作起来语言上头也都不会有什么障碍。
我说我去看看，去了以后，他就谈了他的想法。说现在他们已经有一个剧本的骨架。现在我们就是希望要找一个作曲。当时，我是觉得也难得有这么一个创作机会，因为回来以后光教书，我写东西一点儿都没有时间，也没有这种可能性。我说可以，我说我考虑一下，我愿意试一试。但是，我现在开门教学，在乡下劳动，也没有时间，得想法儿安排。学校就研究，因为是舞蹈学校跟音乐学院提出来的希望合作的这个愿望。学校就跟我这么说，这样吧，你每个礼拜以后一半的时间还是得在乡下把你的音乐学院的课程接着上，另外，适当地参加点儿活动，另外一半的时间你可以回来写这个舞剧。我想这个还是有了新的机会。我说好，我试试。但是他们的要求是，要在他们结束工作以前就要把这个戏完成，因为他要回国了。
周恩来、刘少奇对《鱼美人》非常称赞
晓虹：很紧。
吴祖强：很紧。一共不到半年的时间。这半年的时间我有一半时间还得在乡下教书，只剩下三个月的时间，我怎么写得过来？
写完了以后他们要排，排了也许要改改修修弄弄，完了还要配器。我说这三四个月太紧张了弄不了。后来就说再找一点帮手吧。正好这时候杜鸣心从莫斯科回来了，我当时跟他同学了几年，我知道杜鸣心的创作能力还是比较强的，他自己钢琴也弹得不错。我说我了解一下研究一下，是不是找个合作的伴儿？我就去说明这个任务的要紧和杜鸣心的可能性。
然后就开始了工作。这个神话题材也用不着体验生活，也没地方体验生活。就这么先弄吧。这样就开始了《鱼美人》的活动。
没地方写东西，弄了一间屋子。终于在期限我们把这个任务完成了，前头写出来几段咱们试奏试排试演都还比较满意。就是那个山妖的那个主题跟音乐费了半天劲，前头鱼美人的音乐很顺利，猎人的音乐也很顺利，人参老头们，我们写了几段东西，他们还挺喜欢的。山妖这个角色比较麻烦。
晓虹：主要麻烦在哪儿？
吴祖强：风格也比较难掌握，性格也要体现得比较阴沉，比较反面形象。但是最后还是基本上完成了。所以，首演的时候周总理来看，非常地称赞，他们说好看。刘少奇也来看了，就上台跟苏联专家说，您是从西方到这儿给我们传授真经，很感谢您在这儿对于舞剧教学的支持和所做的工作。这个戏挺有意思，很不错。非常感谢，还说了这样的话。

能让演就算是好事儿
当时是拿它（鱼美人）作为国庆十周年献礼。就一定要赶在“十一”以前把它交代了以后，能够“十一”上演。周总理带了西哈努克来看这个戏的彩排，完了以后都很称赞，说挺好看。可是，那时候所有的剧目要上演，要经过北京市委审查，宣传部也要管。那时候北京市的市委宣传部的部长叫陈克寒，（所以）就请陈克寒来看了一场彩排。我也在那儿，我们都坐在后面看。陈克寒看完了以后站起来就走了，一句话没说。把那个苏联专家晾在那儿，校长陈景青也晾在那儿。一句话没说走了，陈景青就傻了，说怎么回事儿，对苏联专家连问好一声都没有。就赶快托人去问，那时候中宣部的副部长管文艺的林默涵，他还比较懂一些这些事情。就说你去问问是怎么回事儿。
林默涵就问了，陈克寒说这戏不行。这怎么胡说八道，中国哪有这样的传说？另外，这也挺洋的，我们中国民间戏剧没有这些，一点儿也不是中国传统的习惯，老百姓也不会喜欢这样的东西。这怎么能国庆献礼，还十年献礼？不行。大概林默涵做了好多工作，还有赵峰。就说这是苏联专家来的任务，又是咱们中苏现在友好，这戏他们还是费了很大的力气，做了很多的努力。说了好多好话，最后陈克寒才同意，说那演演吧。但是不能作为献礼，也不能搁在十一开头的一些场次里头，搁在最后，搁在尾巴上。
所以它的首演是10月，9月是彩排， 10月底作为正式演出，在民族文化宫。结果一演出之后，社会反应强烈。邓小平一个人来看了两次。他也不作声，有一次是我碰见了，已经开演了，他就进来了。坐在后头找一个空座就坐下了，看完了就走了。后来我告诉他们，我说我看见邓小平来了坐在那儿。他也不打招呼。演了几场还是相当轰动的，反面的意见也有，就说太洋，不民族化，但是支持的人很多，影响还是挺大的。我觉得对我们帮助最大的是李玲同志，就是当时音乐界的几个元老，中央乐团的团长，她说了许多好话，立刻在报上发表一篇文章，特别称赞舞剧的音乐，说音乐写得非常好。就是有过这样正反两面争论，最后就搁下了。苏联专家也走了，也很感谢。还把谱子都带了回去，准备在苏联演出。但是，回去了之后中苏关系破裂，始终没能演成，他遗憾极了。后来，我们去看过苏联专家，他还特别遗憾，没演成。
中国也又把它撂掉了。1958年60年代的时候，又演过一次，就是这种修改过以后的版本。
晓虹：您去看了吗？
吴祖强：看了。看了，什么话也不能说。能让演就算是好事儿。
解说：1964年9月21号，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在天桥剧场首演，获得了极大的成功，历经四十年，这一舞剧久演不衰，而且大众对其中的音乐也早已耳熟能详。关于《红色娘子军》，吴祖强有着自己刻骨铭心的回忆。
关于《红色娘子军》我一个字都不想写
晓虹：实际上当时在1958年就已经开始有文化大革命的苗头了，那时候对意识形态的控制就已经很严了。
吴祖强：后来文化大革命就创作《红色娘子军》了。
晓虹：实际上咱们回顾您的创作历程的话，无论是《红色娘子军》，还是《二泉映月》，还是《草原儿女》，归根到底，在您的创作过程当中都可以算是您心头的一个痛。这三个作品的创作咱们按照时间顺序，您来跟我们依次讲一讲这个故事好不好？尤其是《红色娘子军》，我在以前跟您沟通的时候，您说关于《红色娘子军》，“我一个字儿都不想写”。我就觉得《红色娘子军》对您的触动太大了。
吴祖强：是。这没有办法，遇到了那个时候。《红色娘子军》其实我们那个时候是作为一个革命的任务来看待的，来接受的。这个题材也是我们自个儿选的，我跟海南岛也有点解不开的情结，我到那儿去体验生活过，在那儿收集过素材。我在莫斯科写的第一个钢琴曲的主题和变奏曲，主题就是用海南岛的民歌，我改写的。所以，我对海南岛还是很动感情的，很有这种联想。后来，这个事情，当时我们想，选这个题材对于舞剧来说很新鲜。

《红色娘子军》剧照 资料图
晓虹：视觉上的这种冲击感也很强的。
吴祖强：是。另外，音乐里头有些民间的特色，都是挺好的。而且有一个电影做基础，老百姓很容易接受。娘子军连唱，我觉得黄准（我国第一位电影音乐领域的女作曲家）同志这歌儿写得很好。这个我们写不出来。黄准同志很大方，说吴祖强同志，没问题，这歌儿你们爱怎么用怎么用，你们要怎么改怎么改，都交给你们了。她还把她在海南岛收集的一些民间素材交给我，说你们要用的话没问题，拿去用。那个时候我们写东西，这些作曲家们都认为这是一个国家和党交给的任务，没有觉得这是为自己的名或者利或者什么东西。我觉得这些好的东西，现在想起来还是觉得很宝贵的。

江青插手后我特别别扭
吴祖强：我之所以特别别扭就是在后来江青插手了以后，将《红色娘子军》作为样板戏。他们要这样改那样改，就把我们原来有的一些构思都给换了。原来已经写好的东西，说这也不合适，那也不合适，主题也不行，又是什么什么，动员了一两百人来重新写主题，把原来的结构全都给打散了。
我们那时候分工是分的序幕第一长场是我，第二场是我带了一个学生王燕樵，他那时候刚来复学。第三场施万春，写南霸天在大院里头的事儿。第四场是军民关系，就是万泉河那些段落，民间歌舞什么的。第五场是打仗，在山里头洪常青受赏，这是戴宏威写的。第四场是我跟杜鸣心一人分一半。第六场是洪常青就义，这一段是给杜鸣心写的，他写的挺好。然后，一直到最后的结束，演唱娘子军连歌大家一块儿往前进，这是受苏联的舞剧《巴黎的火夜》的影响，最后结尾唱国际歌。 我觉得我是总负责人，跟李成祥（中央芭蕾舞团前任团长）他们一块儿来构思剧本，分场景，然后分时间段，大家分头来写。音乐也是半年不到就要交卷，来不及。我自己带个学生这样来安排了这个创作班子。紧打慢唱，还是如期完成了这个任务。后来修改那些段落的时候，一会儿要这么要那么做，做了许多莫名其妙的事情。动员了许多群众， 100多人大家分头写主题，要重新改。我心想，要是弄这个，这怎么弄啊，没有办法，可也对付不了。后来，说要精简整顿创造班子，吴祖强不行，他是吴祖光的弟弟，大右派的弟弟。他来做这个，他本人没有什么，但是也不行，这影响不好，把我就排除了。我是主要的音乐负责人，把我给排除了。

《红色娘子军》剧照 资料图
蒋祖慧，说她是丁玲的女儿，她也不行。第一序幕第一场是我们合作的，都受窝囊气。后期我一看他们改得这么稀里哗啦，而且那种工作方式，江青一会儿这样那样然后就说她挑选琼花，不用白淑湘，说白淑湘对她态度不好，爸爸又是反革命，把她吴琼华也给拉下来了，挑了个薛清华。江青就说这薛清华长得像我，给她改个名儿。别叫琼华了，叫清华。从人事到整个艺术都是这样的。
晓虹：她完全是从一个很个人的角度，而且还是外行指导内行。
吴祖强：后来我倒是说风凉话了，我说我倒是因为这样的缘故没受这个罪。中间那么改这样改，改得戴宏威和施万春俩人晚上觉都没法睡说咱们上吊吧，没法做这个活。改我的第一场怎么改也改不动那个主题，因为节奏很突出，就写琼花的这种反抗，跟她又是一个渔民的那种感觉，还有海南的特点。他们改不动。最后把节奏留下了，换了几个音对付了江青。江青就一定要拿小提琴曲的《流浪者之歌》情调来做主题。
晓虹：整个风格都不一样了。
吴祖强：因为节奏要一动的话，舞蹈就不好办了，舞蹈队就用这种办法，稀里糊涂就对付这个样板戏这一段。当然他们演出是很认真的，因为那个时候一个音错一点，一个音不准一点都过不去。所以，现在拿出来那个样板戏录音带，光盘听听，那个演奏的水平还是历史上最好的。这都没办法。
毛主席全面肯定了第一版《红色娘子军》
晓虹：您和江青有过正面的接触吗？
吴祖强：有过一点。我们《红色娘子军》完成的时候，她来看了。跟我们开过一个会，商量一下。这个会里所有的创作人员跟她坐在一块儿。那一次，她就说，有这想法那想法，她也不是所有的想法都没有道理。有意见可以。比如红莲原来是有的，后来是她主张，我们也觉得有点多余，就把红莲拿掉了，她是坚决主张把红莲拿掉。有过一点这样的接触。后来他们把我排除，那是他们背后做的事情，就不找我了。
晓虹：憋屈吧？当时是不是觉得特别……
吴祖强：当时我也觉得（接受不了），后来一看他们那么狼狈，我也就……所以，前不久做客“艺术人生”，我还说一句，我说“我比你们还舒服一点，我没受这洋罪”。（没经历）这一段修改的过程。
晓虹：好象是当时毛主席也看过《红色娘子军》，那是在没修改之前的。
吴祖强：那是在没修改之前。其实，毛主席那三句话已经把《红色娘子军》的我们那一稿全都肯定了。
晓虹：他说的是什么话？
吴祖强：他说“方向是正确的，革命是成功的，艺术上也是好的”。说这么三句话。
晓虹：给了很高的评价。
吴祖强：是。这话说在样板戏之前。然后江青一来这里要动，那里要动。
晓虹：又给它不同的解读了。
吴祖强：我说我没跟着你们一块儿受这个罪，所以也是我的幸运。这个过程折腾了好几年，当然就没我了。后来把演奏作者的名字都拿掉了，叫中央芭蕾舞团集体创作，作者没名字，什么都没有了。后来是江青垮台了，他们不是又演这个，还是演那个思路。集体创作，然后把我的名字也给拿了，就写了四个人的名字，原来五个人，写了四个人的名字，杜鸣心，王燕樵，施万春，戴宏威，这我火了。
文化大革命也过了，我说怎么我的名字没有了，我是最早创作的，后来你们改了，这么改那么改，我没有吭气，你们也没有跟我商量，但是我的名字没有了，这个不象话。他们觉得不合适，所以送了我一张票，让我（去看演出），我一看，作者的名单，前头四个人都是打印的。然后换掉，（又一页）三个大字儿“吴祖强”，手写的。算是恢复名字。
晓虹：他们四个人一版，您是一个人一版。
吴祖强：我一个人一版。这就是《娘子军》的历史。窝囊，确实也有点窝囊。
晓虹：大环境没办法。
吴祖强：所以，我说我一个字儿也没写过，也不想写，就是这个。我也写不清楚，里头有些事儿我也不知道，有些事儿背着我干的。但是我是主创者之一，开头花了那么多工夫。而且最后这个戏并不是没有成果，最后给江青搞成了这么乱，我怎么说啊。有些事儿我也不知道。所以，我说我所有的作品都有文章，《红色娘子军》，我一个字儿也没写。
晓虹：确实是您心中的一个比较痛的事儿。

与刘德海合作琵琶协奏曲《草原小姐妹》
吴祖强：在这期间，你刚才提到的别的几个作品，《二泉映月》，跟那什么，都是我被排斥了之后，我没事儿。李德仑（中国著名指挥家），我们好朋友。李德仑说祖强你也别生气，你上我这儿来，上中央乐团，你来帮助我这创作组，干点事儿。学校也停课了，大家都下乡了。所以，我就去了中央乐团的创作组当创作组长。
我就自个儿做点什么。我做点什么呢？碰见刘德海（琵琶演奏家），这时候我就想起来了，我说我一直有这个思路，要搞中西结合。我说我们中国民族音乐里有很精彩的东西，音乐也有，还有乐器。我说刘德海，你这琵琶真的是不错。如果我把这个琵琶跟管弦乐队结合起来，写一个协奏曲，你觉得怎么样？他说太好了！老吴，这个主意太好了！他那时候是中央乐团唯一的一个民族乐器（演奏者）。他说我老只能弹个《浏阳河》，我自个儿编的民歌，我没东西弹，你要能写一个大作品，那我非常感谢。我说好，你跟我合作，就合作了琵琶小协奏曲《草原小姐妹》。弄出来以后，也花了不少时间。那时候，我算是专业作曲家了，在中央乐团。

草原小姐妹动画形象

草原小姐妹原型
试奏的时候，弦乐队的人有点不习惯。说这木头声，另外这音的音律都跟西洋乐器不协调，这合不到一块儿，受不了。所以，头一次试奏的时候，下来反应并不是怎么很强烈。李德仑说咱们再试试。过两天又排，哎，排着排着，大伙儿说，还有点意思。
晓虹：开始找着感觉了。
吴祖强：找着感觉，有点意思。这样正式试奏。试奏来的人很多都觉得很有意思，新鲜，没见过这样的作品。我把欧洲的协奏曲的写法和交响诗的写法，跟中国的乐器的一些传统曲式的一些构思改造，然后中西结合的一些想法。大家都觉得挺新鲜。很多人说好。后来，那时候得要演出，说演出试试。要（于汇勇）审查通过。（于汇勇）听了两次，没吭气，没做声。正在这时间之内，是美国奥曼狄，带着费城交响乐团来了。正好李德仑在那儿试奏琵琶协奏曲。他听了之后说，哎哟，这作品太有意思了，又有中国特色，又是中西结合，独奏的乐器跟乐队（结合在一起），都觉得还是挺新鲜的，
吴祖强：他就要这个谱子，要拿回去演。后来李德仑就没办法，哪儿敢给啊。（于汇勇）是听过一下，没怎么说法。江青那儿得通过。于是就跟江青汇报了一下，江青那时候正高兴。奥曼狄最后一场演出，她来听了。就在奥曼狄去拜会她的时候就提这事儿。好，可以可以。李德仑就抄了谱子，在奥曼狄上飞机时候就交给他了。
后来还有《二泉映月》。李德仑说，江青不是说历史长河吗，咱们弄点民间的东西，再做一点别的事儿。这就想起来了瞎子阿炳。我说我把瞎子阿炳的二胡曲子改成弦乐合奏怎么样？这样我写了《二泉映月》。
二泉映月：淡淡的忧伤
晓虹：您看，通过您刚才的讲述，我就有这样一种感觉。在文革期间，实际上您那时候创作的欲望和激情反而是最高的时候。
吴祖强：因为我只有那一段时间，那两三年，我是专业作曲家。学校停课了，而且我归到中央乐团在李德仑那儿创作组，我是创作组长。后来《二泉映月》就出了这样一个问题。一个美国记者写了一篇文章，说我们在中央乐团听了一个试奏的弦乐合奏，《二泉映月》，中国的民间曲调。音乐很抒情，很好听，有些淡淡的忧伤，是不是中国的文艺方针有点松动？这句话糟糕了，于汇勇跟乔冠华赶快往江青那儿报。江青就大笔一挥说，不要再宣传《二泉映月》了。
晓虹：因为当时西方解读中国，往往就通过一些文艺作品啊，报纸啊。
吴祖强：对了。他们就觉得，好久没有听见这样的东西了。
晓虹：“淡淡的忧伤”，这种形容词在某些人看来就是小资产阶级情调的。
吴祖强：就是。这个也栽了。是琵琶协奏曲栽了以后，我写的这个，这个也栽了。后来文革结束，小泽征尔来中国了。来了以后，就一定要听听中央乐团有什么新的作品。李德仑就一直不服气，说咱们把这两个作品再弄一弄，还得找机会要演。因为那时候（于汇勇）也垮台了。正在试排的时候，小泽来了，他就听了排练。听完了以后，就非常兴奋。说很有意思，这作品。我明年来，我指挥这俩作品。

二泉映月 资料图
晓虹：他先拔了头筹了。
吴祖强：他先了。当然李德仑还是抢在前头，先开了音乐会。
晓虹：咱们自己的作品嘛。
吴祖强：后来，小泽就也有了这两个作品。然后，指挥完了当然轰动了。就在民族文化宫，全场热烈起来了。我跟刘德海全都弄到台上，大家真是很兴奋。
晓虹：我听您这讲述，我都很激动。因为中西结合，你是等于开了一新路。
吴祖强：别人没有做过。我是自个儿出了一个难题。但是，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有意义的一个作品。后来这个确实是开了一条新路。现在很多人写这个中西结合的东西了，我是第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