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志摩与克莱斯勒的音乐会奇缘

克赖斯勒直到去世，也不知道那位说动他专门在北京为中国人举行一场小提琴演奏会的年轻人是未来的中国新诗祭酒徐志摩。毕竟，克赖斯勒已是名扬四海的小提琴家，而徐志摩还刚刚在中国新诗坛崭露头角。

1923年5月18日北京《晨报》上对克赖斯勒的报道

在为数不多的热爱西洋古典音乐的中国现代作家中，徐志摩是特别引人注目的一位。负笈英伦期间，他就观赏了德国作曲家W.R.瓦格纳（1813-1883）的歌剧，于1922年5月25日写下《听槐格讷（Wagner）乐剧》一诗，后发表于1923年3月10日上海《时事新报·学灯》，诗末他高度赞美瓦格纳：“性灵，愤怒，慨慨，悲哀，/ 管弦运化，金革调合，/ 创制了无双的乐剧，/ 革音革心的槐格讷！”两年以后，徐志摩重游欧洲，1925年6月25日在翡冷翠致陆小曼的信中又说：

昨晚去听了一个Opera叫Tristan et Isolde。音乐，唱都好，我听着浑身只发冷劲，第三幕Tristan快死的时候，Iso从海湾里转出来拼了命来找她的情人，穿一身浅蓝带长袖的罗衫--我只当是我自己的小龙（指陆小曼——笔者注），赶着我不曾脱气的时候，来搂抱我的躯壳与灵魂——那一阵子寒冰刺骨似的冷，我真的变了戏里的Tristan了！

那本戏是出名的“情死”剧，Love Death,Tristan与Isold因为不能在这世界上实现爱，他们就死，到死里去实现更绝对的爱，伟大极了，猖狂极了，真是“惊天动地”的概念，“惊心动魄”的音乐。

徐志摩写下这段话，固然是触景生情，想到了与陆小曼的恋情一波三折，从而对瓦格纳名剧《特里斯坦与伊索尔德》“到死里去实现更绝对的爱” 产生强烈共鸣，但他被此剧音乐所深深吸引，以“惊心动魄”喻之，也是不争的事实。

不仅如此，徐志摩还在名篇《我所知道的康桥》中以“萧班（Chopin，萧邦）的《夜曲》”比喻剑桥康河两岸建筑“脱尽尘埃气的一种清澈秀逸的意境”；在《济慈的夜莺歌》中建议读者聆听“贝德花芬（贝多芬）的第六个‘芯芳南’（The Pastoral Symphony,即田园交响曲）”，因为其中有“夜莺的歌声”；在悼念次子的《我的彼得》中说爱子“有的是可惊的口味，是贝德花芬是槐格讷你就爱”，还提到了“毛赞德（Mozart）”。凡此种种，都进一步说明徐志摩对西方古典音乐涉猎之广，理解之深。

明乎此，那么对徐志摩1923年5月间在北京一手促成奥地利著名小提琴家F.克赖斯勒（1875-1962）为中国听众演出，也就不会感到奇怪了。这个史实是林徽因首次披露的。徐志摩“云游”之后，林徽因于1931年12月7日在《北平晨报·学园》发表《悼志摩》，其中说：

对于音乐，中西的他（指徐志摩——笔者注）都爱好，不止爱好，他那种热心便唤醒过北京一次——也许唯一的一次——对音乐的注意。谁也忘不了那一年，克拉斯拉到北京在“真光”拉一个多钟头的提琴。

五年之后，徐志摩友人温源宁所作《徐志摩——一个大孩子》的中译在《逸经》第八期发表，文中说到徐志摩“象小孩搬弄玩具似的玩玩这样，玩玩那样”时，也特别提到“爱尔兰文艺复兴，泰戈尔，梁启超，塞尚（Cezanne）的素描，辟卡梭（Picasso）的油画，梅兰芳，克赖斯勒（Kreisler）——这些都曾给他无穷的快乐”。

然而，无论林徽因还是温源宁的回忆，都未引起应有的关注。徐志摩留英归国之后在北京主催并得到林徽因协助的这次颇为成功的中外文化交流活动，一直未得到徐志摩和现代文学研究界较为全面的梳理。

1923年5月3日至7日，北京《晨报副刊》连载徐志摩的长文《得林克华德的〈林肯〉》，评论美国霍路会（W.E.Holloway）的剧团在北京公演英国诗人得林克华德的历史剧《林肯》。文中批评中国观众尤其是青年学子对“真艺术真戏剧”的“杰作”《林肯》不够热情，5日连载时说道：

乘便我可以报告不久有大手琴家克拉士勒Kreisler来京，他是近代有数的音乐大天才，爱真音乐的人，千万不可错过这最最难得的好机会。就是你们耗费了半月的薪水去听他一度的弦琴，结果还是你便宜的。

这是徐志摩首次在文章中提到克赖斯勒，虽然略带广告的性质。文中把小提琴家称之为“手琴家”，也颇别致。一位中国青年诗人与一位外国小提琴大师的奇特因缘，就此开始。

克赖斯勒此次中国之行，到了上海、天津和北京。他在上海的演出盛况，本文不详细讨论，只介绍与徐志摩密切相关的北京之行。1923年5月8日北京《晨报》第六版刊登《世界著名手琴家不日来京》的消息，其中说“克氏艺术之价值，曾经徐志摩君于五月五日在本报副刊上略为介绍”。5月18日《晨报》第六版又发表报道《世界的大音乐家喀拉司拉 中国人领略真正音乐之机会》。此文介绍克氏生平甚详，不但认为他“是一个音乐天才”，而且还突出了他一战期间“四周间之战壕生活”和与美国人哈里埃德在战火中的可贵爱情。

紧接着这篇报道，又有一篇《为什么不？》，文末署“（徐志摩）”。换言之，此文出自徐志摩手笔。经查，迄今各种版本的《徐志摩全集》均未收入此文，此文又是徐志摩的一篇佚文。不过，这并非笔者首见。日本学者伊藤德也在《与耽美派相对立的颓废派：1923年的周作人和徐志摩、陈源》（《现代中文学刊》2013年第3期）中已经提到。可惜他未意识到这是徐志摩的佚文，是一个可喜的发现。由于《为什么不？》的标题与正文字体一样，很容易被忽略，以致徐志摩这篇为欢迎克氏而作的佚文埋没长达九十年之久。鉴于此文的重要性，全文照录如下：

“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西洋来一个外交官，我们开会欢迎；西洋来一个政客，我们开会欢迎；西洋来一个资本家，我们开会欢迎；西洋来一个宗教家，我们开会欢迎；西洋来一个大兵官，我们开会欢迎。罗素说的到中国来的外国人可分三类：来括削我们膏脂的商人，来侵略我们土地的军人，来超度我们灵魂的教士。

最近方才有几位学问家光临，这是中外交通史上的新气象。我们原来是礼让从容的民族，如今感觉了文化的饥荒，益发低首下心的想向西方请益，所以每次有相当欧西文化的代表者来时，至少我们的总商会总教育会总怠惰请吃饭请演说，不论有相当的了解与否。

但我们求知好学的热心，固然可佳，同时我们也应得再深入一层，启发艺术界直接的密切的同情，那时我们才可以知道欧西文化真价值之所在。

所以上次英[美]国霍路会剧团来时不曾引起中国人相当的注意，我个人觉得是可惜极了。

这次又有一个最最难得最最弥贵的机会临到了，我们再不要让他随便错过才好！

这机会就是欧洲大梵和琳专家（Violinist）喀拉司拉（Kreisler）的初次东来。他才是值得一欢迎的外国人。他是近世音乐界的大天才，音乐又是白种文化的天才最集中最高尚最纯粹的表现。我们若然不曾领略西方的音乐，我们就没有见到欧化的菁华。

我所以郑重的大胆的说。我们是没有真音乐的社会，不要说二簧西皮三六调，就是昆曲丝竹也够不上音乐的名称。

你们听了大“胡琴”家这个名词，若然联想到王玉峰的三弦，或是刘宝全的大鼓，那你们的资格就够得上当现在的中华民国国会议员，因为前天我们有福气听到一位罗汉先生的妙语，他说莎士比亚“算什么会事，他无非是戏馆里的一个案目，他的戏还不如我们林步青的滩潢[簧]哪？”

艺术的目的决不是娱乐，真音乐史不是娱乐；真音乐是人类理想思想和情绪最高粹的外现，神灵的戟刺，灵魂的补剂。

喀拉司拉是一个真大艺术家，他在欧美每次演艺，没有不满座的。他到东方来，真是太难得的机会，独一的机会。

他琴弦上颤动出来的妙音，全世界再没有第二人能奏演的；我们能听他一次，真不知是多大的幸福哪！

他本月二十五二十九在天津，廿六廿八在北京平安，演奏。

座位颇贵，（比比的，但是十二分的值得）头等六元，二等四元，昨天我去看过，四元的早已卖完。六元的也只剩了不到十数。而且我敢断言买票的都是外国人。

我现在有个提议，请注意：——我想我们最好道[设]法请喀拉司拉君

特别为我们学界演艺一次。或者我们可以请真光，或新明的主人来主办，我不知道喀君已经到京没有，但我猜想果然我们学界方面有好艺的热心与对他个人的仰慕，他一定肯为我们特别演艺，至少一次。

如其演场大，入场券也可以卖便宜些。最好各校爱音乐的人都出来帮忙，宣传，我很希望我们这次能做到这件事。

徐志摩在文中对“欧化的菁华”的西方古典音乐大加推崇，对中国古代音乐不以为然，批评“我们是没有真音乐的社会”，若放在“五四”反传统的大背景下，当不难理解。但他认为“真音乐是人类理想思想和情绪最高粹的外现”，确实不无启发。他主张应让国人接触真正的西方优秀文化，历史剧《林肯》在北京演出时，他就以未能实现此剧“专为学界再演一次”的愿望而感到“真太可惜”。因此，这次“真大艺术家”克赖斯勒到京，机不可失，他再次“提议”，在克氏已安排的“座位颇贵”的为外国人的专场演出之外，“最好道[设]法请喀拉司拉君特别为我们学界演艺一次”，并且提出了如何实施的具体办法。

此后未见《晨报》的后续报道。直到十天之后，《晨报》第六版又在显著位置刊出报道《今日之喀拉士拉提琴演奏会 中国人听真正音乐之唯一机会》。文中详细披露了徐志摩等人为争取克氏在北京为中国听众演出所作的种种努力：

喀拉士拉提琴Violin演奏会，居然今天下午五时至七时，在真光剧场，可以开演，真为中国人莫大幸福！此事经过情形，记者得诸发起人方面消息甚多，今略为读者谈谈。当一部分爱音乐者，闻喀氏将由东京来京时，即曾开一小小谈话会，商量聘请喀氏演奏事。后因喀氏住址不明，只得待其来京后再议。迨喀氏到津，某君即赶赴磋商，前日与喀氏同道来京，始知喀氏一切行程，均已安排妥帖，不能更改，只有今日下午，尚有余暇，如中国人盼其出演，渠亦极愿意。但据喀氏之书记司脱克云：当喀氏月初在上海演奏数次，听者除外人外，未见一华人影子，甚以为怪。何以中国人对艺术趣味如是之薄？及抵日本，在东京大坂各处演奏八日，无日不满座，且听者十分之九为日人，喀氏因此感觉中日文化程度，相差如是之远。故在日时因平安戏院来电相约，拟来京一行，同时始电询真光剧场，有无意思聘请，不幸真光又无复电，故喀氏遂决定在京只留三天（即二十六至二十八日）。抵津之后，始知中国人方面，亦有切望其为华人演奏者，但现时只剩二十八日（即今日）一日白天有时间，如真光能腾出场所，则喀氏当然亦愿将欧洲文化之精粹，介绍华人云云。某君得此消息，立刻走商真光，幸真光主人慨然允诺，谓喀氏既有此盛意，则彼亦愿提供场所，不收费用。两方面既已说妥，此事自可成功。唯其中又生一困难问题，即喀氏之酬金是，喀氏在日本每次出演得酬金三千五百元日金，此次在京津两次，则为三千元华币。嗣经某君与司脱克磋商结果，喀氏愿减价至二千五百圆，为华人特演一次。而真光座位尽量不过六百人，每位平均以二元计，得价仅一千二百元，所差尚巨。（而酬金以外之各种费用，亦非五六百元不可。）当由某君及某某两女士竭昨日一日之力，向各方面劝募结果，始能勉强凑成此数，而兹事总算成功。吾人今日得晤此钧天之音，不能不感谢此几位奔走之人也。

之所以不厌其烦录下这段文字,无非为了尽可能真切地还原历史。从中至少可以了解六点：一、为了克赖斯勒此次演出，当时召开过“一小小座谈会”，“爱音乐者”徐志摩既“提议”此事，理应参加。与会者还有谁？不得而知，但林徽因很可能在内。二、“某君”曾特赴天津拜访克氏及其助手，并陪同他们到京。L.P.洛克纳1950年在纽约出版的克氏英文传记中专门提到克氏对此事的回忆，中文《小提琴之王克莱斯勒画传》（吴维忠著，2004年11月，现代出版社版）中也有所反映，只是细节上有所出入，访问地点不在天津而在北京：

在北京，我（即克赖斯勒——笔者注）的第一场音乐会在大使馆里举办，听众基本上都是当地最杰出的白人居民。后来有位中国青年来找我，他的英语说得很好，而且一望而知并不属于高级阶层。他说：“我们获悉你只为外国人演奏，请你答应也为我们中国人表演一场。”我当然很高兴地接受了他的建议。第三天下午，我就为这个中国人专场演奏了巴赫、贝多芬和勃拉姆斯的音乐。在我的演出经历中，很少能为一个如此高雅的听众群体演奏。

“某君”，也即“英语说得很好”的“中国青年”，应该就是徐志摩。至于到底到哪里拜访，则待进一步查考。三、克氏对其上海演出没有中国听众深表失望，因而虽然北京行程已经排定，仍对“某君”的恳请欣然接受。四、能否争取克氏为中国听众演出实际已经涉及民族情感，必需以此证明中国人也具有“艺术趣味”。五、经“某君”多方奔走联系，终于妥善安排克氏演出地点、时间。六、“某君及某某两女士竭昨日一日之力”，又解决了演出减低酬金和募集一应费用等事宜，而“某某两女士”之一，也很可能就是林徽因。有趣的是，这篇报道还特别提醒观众“听时千万静肃 演毕始可鼓掌”，大概也是首次对中国听众普及聆赏古典音乐会的常识。

在徐志摩的不懈努力下，克赖斯勒小提琴独奏会终于于1923年5月28日下午在北京真光剧场举行，并取得圆满成功。5月29日《晨报》第六版又以《满场心醉喀拉士拉之妙技 听众如潮全场无立锥余地》为题作了详细报道。中华民国总统黎元洪夫妇出席了演奏会。在包厢就座的“概系送赠此次捐款援助之人，如冯耿光，王家襄，王敬芳，林长民，曾牗，卓定谋，梁启超，张嘉璈，章士钊，谈荔孖，邓君翔，钱永铭，张嘉森等”文化界和商界著名人士。特别应该提到的是演出之前的开幕式：

五时十分喀拉士拉及其夫人莅临，……当由梁启超林长民徐志摩林徽音女士等导其入台后休息室。少顷林徽音女士复导其登台，全场鼓掌雷动，良久始止。由林女士报告聘请喀氏演奏之旨趣，及说明音乐与文化之关系。介绍毕喀氏复向听众道谢由德人某翻译。五时二十分开演，琴声一响，万籁俱寂。

关于克赖斯勒的答谢，音乐会后有人追忆，克氏强调：“中西文化很有接近的希望，现在西洋人都很研究中国底哲学和艺术了。”（芳信《“看”音乐与学时髦》，1923年6月12日，《晨报副刊》）总的说来，这段报道可圈可点，再清楚不过地告诉我们，徐志摩与他老师梁启超、亦师亦友的林长民以及心仪的林徽因一起，在克氏演奏会上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林徽因担任的其实是司仪，这应该是她在北京中外文化交流公开场合首次正式露面。《小提琴之王克莱斯勒画传》中对此也有如下记载：“在音乐会开始演奏之前，一位曾经留学伦敦的华人女青年站在台上，向听众讲解了聆听西方音乐会的行为规范和注意事项。”以前一直认为“林徽因的才华首次展示于社会是泰戈尔访问北京的那些日子，一九二四年的四、五月间。”（陈学勇著《莲灯诗梦：林徽因》，2008年8月，人民文学出版社版）这个结论现在要改写了。因为早在一年前，林徽因就在克氏演奏会登台亮相，而且这也是徐志摩回国后两人首次成功的合作。

该篇报道以杜甫的名句“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来形容克赖斯勒的精妙琴技。演出结束后，京剧艺术家“梅兰芳及该会发起人等（应指徐志摩等人），特赠送喀氏三个大花篮，喀氏极为满足”。报道的结尾意味深长，作者认为克氏演奏会获得如此成功，“亦足见近来中国人已一扫其数千年来崇拜官僚军阀之心理，而渐知尊重艺术家矣”。这段话与徐志摩佚文《为什么不？》所提出的观点正相呼应。

到底克赖斯勒在是次演奏会上演奏了哪些西方古典名曲？据后来发现的外文“节目单”，依次计有：贝多芬的《克鲁采奏鸣曲》、门德尔松的《E小调小提琴协奏曲》、格鲁克的《旋律》、莫扎特的《C大调回旋曲》、勃拉姆斯的《圆舞曲》第十五首、斯科特的《安乐乡》，以及克氏自己创作的《维也纳狂想曲》（op.2）和《中国花鼓》（参见李岩《克赖斯勒1923年北京演奏会及相关评论》，《中央音乐学院学报》2001年第1期）。但是，按照该篇报道，音乐会“五时二十分开演”，中场“休息十五分钟”，“七时十分演毕”；按照林徽因的回忆，音乐会只有“一个多钟头”，因此，是否全部演奏是个疑问。

克赖斯勒是次小提琴演奏会是1920年中期北京中外文化交流史上一件努力体现中国人“艺术趣味”和民族情感的颇有意义的活动，徐志摩策划和促成之功不可没，林徽因积极参与也必须提到。遗憾的是，徐志摩与克赖斯勒从此再无交集。他生得比克氏晚，走得却比克氏早。而克氏直到去世，也不知道那位说动他专门在北京为中国人举行一场小提琴演奏会的年轻人是未来的中国新诗祭酒徐志摩。毕竟，克赖斯勒已是名扬四海的小提琴家，而徐志摩还刚刚在中国新诗坛崭露头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