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风琴的发展与键钮排列之演变介绍/陈剑一(2)

　　随后石人望让其妹石圣华学习120贝司键盘琴，因有一定的钢琴基础，进步很快，并在上海大光明电影院举行了手风琴独奏音乐会。手风琴在上海很快地发展起来，到后来，王庆善（中华口琴会创办人王庆勋之弟）曾赴日本武藏野音乐学院学习，四十年代初回到大陆，他的手风琴演奏水平很高，用的是120贝司键盘手风琴，经常演奏一些难度较大的世界名曲，在当时很受欢迎⑤。王庆勋的女儿王碧霞、王碧云▲也积极的参加手风琴活动，他们为中国的手风琴发展起了积极的作用。

　　特别是俄国十月革命后，一批“白俄”为谋生计“逃”到我国东北地区和沿海城市靠卖艺与教学为生，这些“流亡者”大都拥有极高的文化教养与极好的艺术素养，在他们的演出中既有高贵、典雅的沙皇宫廷舞曲和世界名曲，又有热情奔放的俄罗斯民间舞曲和忧郁美妙的乡村曲调。手风琴当时已在俄罗斯、白俄罗斯、乌克兰及东欧地区相当普及。所以，俄罗斯音乐文化与手风琴密不可分。可以这样说：要淡俄罗斯音乐就留不开手风琴，反之要提手风琴，也就必谈俄罗斯。这些俄侨还开办了一些专业音乐学校，并设置了手风琴专业，仅哈尔滨就有“格拉祖诺夫高等音乐学校”、“哈尔滨音乐训练班”等，手风琴专业教师人都是俄罗斯或德国音乐学院毕业的，教学相当规范。

　　由于他们多年高水平的演出与教学，使当时的中国人在了解俄国文化的同时，也开始认识和喜欢手风琴，并有一批人开始向他们系统地学习手风琴。他们的代表人物有张子敏（原沈阳音乐学院手风琴教授），王典（原北京饭店乐队演奏家），秋里（原中央乐团指挥），吴英烈（原天津乐器厂厂长），吴天方▲（原天津乐器厂总工程师）两位吴先生除了学琴还在俄侨手风琴制作师瓦列宁的指导下，掌握了手风琴制作技术。这些前辈为我国后采手风琴的教学、演奏与制造都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王碧云现为总政歌舞团手风琴演奏家 ▲吴天方是吴英烈的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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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手风琴进入中国后一方面在大城市和沿海城市流行，一方面被进步的青年知识分子带到革命圣地延安，手风琴由于音量宏大，便于携带，又具有和声功能，义不容辞地担当起为各种抗日救国歌曲伴奏的任务，在各种文艺演出，歌咏活动和新秧歌运动里到处都可以见到手风琴活跃的身影和听到它那鼓舞人心的琴声。在这些演奏手风琴的青年中，最具代表的是向隅，李焕之（原中国音协主席、著名作曲家），李遇秋（中国音协手风琴学会名誉会长、著名作曲家）。

　　二、普及学习时期

　　1949年，新中国成立，群众性的歌咏活动蓬勃开展，而于风琴伴奏歌曲又是最常见、最实用的一种形式，广播电台的“每周一歌”、“教唱歌”等节目都是用手风琴伴奏的，手风琴迅速开始普及。

　　再一方面，建国初期，大批苏联科学家来到我国，带来了许多好的手风琴唱片，有的“老大哥”除了科学家身份还是很好的手风琴演奏家。苏联“红军歌舞团”多次访华演出，这些精彩的演奏，美妙的琴声给我们欣赏手风琴又开阔了眼界。

　　特别要一提的是手风琴在部队受到了极大的重视向普及，部队到处开办手风琴培训班，一批批部队文艺骨干接受培训，一直到连队都有爱好者，各军区的文工团、演出队都配备了专职的手风琴演奏员，他们不但为歌曲伴奏，参加小乐队演奏，还把一些战斗歌曲和民歌提练，加工为手风琴独奏曲并上台独奏，受到极大的欢迎，为手风琴的专业化走出了第一步。这批军队手风琴的代表人物有张自强▲、王碧云（总政歌舞团）、杨文涛（海政歌舞团）、任士荣（空政歌舞团）、闪源昌（战友歌舞团）、曾键（广州军团歌舞团）。

　　代表作有张自强、王碧云根据歌曲《战斗进行曲》改编的《士兵的光荣》，王碧云根据同外军乐改编的《骑兵进行曲》。

　　由于手风琴的快速发展，五十年代东北音专（沈阳音乐学院前身）率先开办手风琴专业，随后天津音乐学院、四川音乐学院、西安音乐学院等院校也都开办了手风琴专业，分别由张子敏、李敏（沈阳）、郭汀石、王域平（天津）、吴守智（四川）、常治国（西安）等任教，他们是我国手风琴“学院派”的领路人。

　　1964年由王域平、张增亮以内蒙民歌为主题而创作的独奏曲《牧民歌唱毛主席》（现为牧民之歌）问世，由于手风琴与中国民间音乐完美的结合，从作曲结构，和声色彩及演奏技法各方面都成为中国手风琴作品的里程碑，也是手风琴曲中流传最广的一首乐曲。

　　在乐器制造方面，1952年，西南军区文工团修理厂制作了我国第一台手风琴（18贝司）⑦，到五十年代末天津、上海、营口、北京都成立了国营正规的乐器厂，生产出各种规格的“鹦鹉牌”、“百乐牌”、“幸福牌”、“星海牌”手风琴，并迅速发展，质量不断提高，很快成为世界上数量最大的生产国，保证了全国学琴的需要。

　　三、特殊年代的特别时期

　　“十年浩劫”中国文化艺术遭受了极大打击，在那个特殊的时期，因政治的需要，全国的部队、工厂、学校、农村到处成立—了“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手风琴又因它携带方便，音量宏大和独特的表演形式在各种宣传、演出中担起了重要的作用。砸烂“封、资、修”，钢琴不能弹了，许多钢琴家、作曲家也纷纷背起了手风琴，大批的学生、插队的知青一方面出于对手风琴的喜爱，另一方面为“找出路”（那个时期，会拉手风琴是很吃香的一门“手艺”，拉好琴可以优先参军、招工、上学……）开始学习手风琴，并空前的苦练，手风琴的演奏水平大大地提高。手风琴也成为非常难买的——种乐器。

　　▲ （张自强现为中国音协会手风琴学会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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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于和国外隔断交流，没有任何新的资料与教材，所有的舞台只有“样板戏”和“红色歌舞”。当时最有代表的手风琴作品是杨智华根据“智取威虎山”中音乐改编的独奏曲《打虎上山》，根据“红色娘子军”中音乐改编的《快乐的女战士》，曾键根据同名歌曲改编的《我为祖国守大桥》。当时手风琴伴奏发展到相当高的水平，如：韦福根的《一壶水》、杨文涛的《师长有床绿军被》、许敏男的《织网歌》、《拖拉机开进苗家寨》等，这些伴奏曲那非凡的编配能力，到现在都是很好教学范例。

　　四、蓬勃发展时期

　　1976年打倒了“四人邦”举国上下一片欣欣向荣。高等学校恢复招生，许多经过“文革”这个特殊时期发展起来的手风琴手纷纷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各音乐学院、综合大学音乐系、师范院校、艺术学校的手风琴专业，现在都己成为全国手风琴演奏、教学的中坚力量。特别是三中全会以后，全国人民生活水平迅速提高，为了加强对独生子女的素质教育，全方位发展，成千上万的家长带孩子开始学手风琴，各地青少年宫、文化馆、艺术中心、音乐学校都开办了手风琴班，到周、日、课余，北京、上海、天津等大中城市，家长背着手风琴带着孩子去上课成了又一道城市街景。

　　1982年成都召开了第一次“全国音乐院校手风琴教学经验交流会”。各音乐学院，大学的音乐系都派代表参加，会上大家积极交流教学经验、体会、观摩演奏、公开教学、气氛非常热烈。1984年在哈尔滨召开了首届“全国高师手风琴学术讨论会”，全国师范院校的教师欢聚一堂，会议就高师手风琴课的地位、作用和教学规律、教学方式、方法等方面进行了深入的讨论，成立了“全国高师手风琴学会”（后改为中国手风琴教师学会），并创刊了会刊（手风琴园地）。后来又成立中国手风琴表演艺术委员会，中国手风琴爱好者学会。

　　1991年在中国音协的领导下，三会合并，正式成立了中国音协手风琴学会，在学会的组织、协调下，全国的手风琴活动丰富多彩，比赛、讲学频频举办，手风琴的创作出版也一片繁荣，一批优秀的不同体裁的手风琴作品纷纷展现出来。改革开放以来最具代表的如：李遇秋的《惠山泥人组曲》、《促织幻想曲》，林华的《长城恋》，王树生的《诺恩吉亚幻想曲》，李未明的《归》等。

　　为了更规范教学，中国音协、中央音乐学院、中国音乐学院、上海音协、天津音乐学院等单位在全国开始手风琴考级活动，并出版了各自的考级教程，一时间参加手风琴考级活动的人和开始学琴的人数达到空前。新西兰手风琴乐团团长琼斯先生来华访问看到这种状况惊讶地戏称：“中国拉手风琴的人比整个新西兰人还多。”

　　手风琴的左手贝司既有它演奏灵活、方便等优点之外，还有它的局限性，那就是左手低音只有一个八度，左、右手音区衔接不好，在演奏复调作品和现代作品受到了极大的限制。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国外音乐杂志刊登了西方人发明了左手有四个多八度音域的更为先进的手风琴，这种贝司结构被命名为“free Bass”（F·B）自由低音。Free Bass手风琴发明后在西方发达国家音乐学院很快发展，这时正是我国文革时期，闭关锁国，只是听说，不知是什么样子的。1980年4月德籍日本手风琴演奏家御喜美江小姐随当时任日本国家棒球队教练的父亲来华访问，顺便参观天津乐器厂。笔者当时正在天津音乐学院上学，下午随老师、同学及北京来的专家十余人在乐器厂的小会议室见到了这位青年演奏家。（御喜美江五六年生，四岁开始学琴，西德特罗欣根音乐学院毕业，曾获一九七三、七四年两届库林根塔尔国际手风琴比赛▲青年组一等奖，七四年又获阿姆希国际手风琴比赛二重奏一等奖）这是文革以来第一位来华的手风琴演奏家，她带的—台是德国H O H NE R 公司生产的185BS自由低音手风琴，键盘部分45键从E至c3，左手键钮部分共185BS，在六排传统贝司的基础上，在靠近风箱的位置又加了三排自由低音，从上至下按半音阶排列，到后来才知道这种排列叫C系统，音域从E1至e3，右手部分按装了下颌变音器，御喜美江小姐在小会议给我们演奏—个多小时，作品从巴赫、斯卡拉第、帕格尼尼、到探戈、近现代手风琴曲，并对国际上手风琴的发展与现况作了介绍，这是我们当第—次与世界一流手风琴家近距离的接触，从作品、演奏到乐器全面地震憾了在场的中国同行，真是大开眼界，大饱耳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