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小钢谈中国歌剧：为《咏·别》十年磨剑

如果是十年前我写这部戏，不会是现在这样。

记者/何映宇

歌咏言，诗言志。

《咏·别》，既是歌剧，又是一首咏叹爱情的哀婉诗篇。

一种超越了性别的大爱，在音符交织中绽放出别样的光彩。那是有关爱欲、尊严、幻灭与牺牲的故事，又仿佛是东西方跨越时空的对话，京剧与歌剧，恰似火星撞地球般的碰撞中，刹那绚烂，霸王和虞姬，获得了新生。

出生于上海的中央音乐学院副院长叶小纲的第一部歌剧《咏·别》10月17日亮相上海大剧院。虽有电影《霸王别姬》和《蝴蝶君》在前，但讲述同性之恋的歌剧，在世界歌剧史上恐怕还是首例。是什么让叶小纲义无反顾地写下《咏·别》，开风气之先？

10月12日，星期二，下午3点，记者来到上海歌剧院的排练厅，一身黑衣的叶小纲静静坐着，看上去早已胸有成竹，他说：“到了我的歌剧时间。”

叶小纲说：歌剧是会让人上瘾的 
 

叶小纲与谭盾、瞿小松、郭文景并称中央音乐学院作曲系“四大才子”，这是个怎样的音乐家呢？很平易，总是微笑着，但说话的字里行间，却并不总是好好先生。该说什么，该批评什么，他并不避讳。“可以公开说，没什么。”他斩钉截铁地说。

他相信“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养成了爱音乐，也爱读书和思考的习惯，他每天听40分钟音乐，读一个多小时书籍(却很少看音乐书)，两天查一下卓越网，雷打不动，坊间红火的书，门儿清。这让他永远处于学习状态之中，反思自己，也反思中国音乐存在的诸多问题。

这样一个爱思考的叶小纲为自己的努力赢得了掌声与鲜花，他的现代音乐作品，在世界上享有盛誉。这么多年来，他写过交响乐《长城》、《大地之歌》、《最后的乐园》，大型舞剧《红雪》、《深圳故事》，室内乐《九乱》和《林泉》，为电影《人约黄昏》和《半生缘》配乐，但歌剧他还是第一次。他说：“尽管这是我的第一部歌剧，但是我等待了很久，也准备了很久。三四年前北京国际音乐节就开始酝酿这部歌剧，最后余隆给了我这个委约，北京国际音乐节在发展中国音乐文化方面是很有创意的。我不想写什么现代歌剧，对指定题材或者先锋派歌剧也没什么兴趣。我一直在等待这样一部歌剧来圆我的歌剧梦，自《咏·别》之后，我才开始我的歌剧起航之旅。”

看得出来，这是一部沉淀了叶小纲多年心血的作品，好像他也颇为看重这次创作。他似乎在一直等待，等待着《咏·别》的剧本放在他的桌案前，等待着 一支笔在这样的剧本上写下音符。如今，终于将音乐写就之后，叶小纲的脸上洋溢着满足的笑容，他知道，这不是他和歌剧的“永别”，只是一个开始，也许，也是 中国歌剧的新起点。

　　电影配乐是为歌剧做准备

《新民周刊》：我听说您在写本书，叫《苦海无边》，写完了没有？

叶小纲：那本书我还在写。我写我们家的家史，从我姑妈开始写。我姑妈是叶璐茜，赵丹的第一任夫人，当年和蓝苹在六和塔结婚的六个人之一。我们的家族事情比较多。我父亲又是音乐家，后来又参加革命，如实写下来，还需要等等吧。

《新民周刊》：您是音乐世家，您父亲叶纯之是不是对您后来成为作曲家起到了决定性的影响？

叶小纲：我父亲是上海音乐学院的教授，音乐世家给我的教育比较全面，背后的文化支撑点也比较多，我能够投身于音乐事业当然与我的家庭是密不可分的。

我从小就爱看书、听音乐、看戏，我父亲是个很有素养、精神追求很高的人，对我的影响比较大。我这个人看上去较软弱，但内心还算坚强，没有倒下 来。“文革”中，我父亲受到迫害，中学毕业后我被下放农场，后来在工厂里当了6年钳工，但我从来也没有想过要放弃音乐。 没有放弃的结果就是恢复高考我马上就考取了中央音乐学院，又出去留学，在国外觉得应该回到国内的时候就回来了。回国之后，一直在打拼吧，可以说遍体鳞伤， 呵呵。要不是有毅力，真坚持不下来。

《新民周刊》：进了中央音乐学院之后，您得了作曲系“四大才子”的头衔，这个头衔是怎么得来的？

叶小纲：当时大概是我们几个比较红吧，结果成了一种说法。这是历史的机缘。前面是十年动乱，没有出人，我们的思想和作品都比较新锐，手法上不见得比现在的年轻人好，现在的年轻人机会比我们多。但我们还在那儿呆着，好像也没有什么后来人上来。

《新民周刊》：您创作了大量的交响乐作品，其中的《长城》是不是您和上海歌剧院院长张国勇先生的第一次合作？

叶小纲：是我们的第一次合作。当时他不了解我，我也不了解他，但我觉得他是特别耿直的一个人，拿艺术当生命。所以我对他这次指挥《咏·别》很放心。张国勇也一直觉得要再指挥一次，他觉得指挥一次不过瘾，终于有了《咏·别》这样的作品可以让他过过瘾。

当时请我写《长城》的部门希望我写个主旋律，像《黄河》那样的作品。我想，《黄河》有抗战的 背景，那《长城》怎么写？我依据自己的感悟，想到了文化长城：从嘉峪关一直写到山海关。用音乐来表现长城的蜿蜒万里：甘肃是甘肃风韵，陕西有秦腔调，然后 山西晋味，再是河北苍茫，到了秦皇岛是冀北的民歌素材，我写了个文化长城。我记得很清楚，当时审查的时候，他们很失望，说：怎么不是《黄河》那样呢？他们 又听了北京的几位“专家”意见，结果就没去北京“晋京演出”。当地官员和北京“专家”都拿这个作品当政绩工程，想要有当时那几首很红的歌曲的政治效果。我 没有听他们的意见，坚持了自己的艺术见解。今天那些官员都已不知去向，而我的《长城》却成了个人气质鲜明的艺术作品，已被世界著名的音乐出版机构拿去推广 和出版，进入世界文化市场，我的艺术判断还是对的。以前毛主席说“严重的问题在于教育农民”，我看现在，严重的问题不光在于“教育干部”，也包括要“教育 专家”。有时“专家”更坏事。主管官员不懂艺术规律没问题，人家不是干这行的，只要负责把握方向或掌控全局，我特别理解；但那些就知道拍马屁的“专家”， 往往坏了我们中国太多的事，千万不能信。

我还希望和张国勇在北京现代音乐节上再合作一次，比如再搞一个歌剧。有个题材讲人的本质，把人性看得很透，很有意思。另外一个很想做的是《牡丹亭》， 阴间与阳间的对话很吸引我。如果做《牡丹亭》，我就直接用汤显祖的原本，那样谁也揪不出剧本的毛病。当代剧本，常有各种部门横挑鼻子竖挑眼，但汤显祖的剧 本谁敢说它有问题？谁都没那么傻，那可是老祖宗的经典，是“文化遗产”，“申遗”都来不及呢，说它有问题就是自己“没文化”了。

《新民周刊》： 您也是中国电影音乐方面重要的代表人物，为多部著名的影视剧写了音乐，比如陈逸飞的《人约黄昏》。当时陈逸飞是怎么找您来为《人约黄昏》配乐的呢？

叶小纲：影视音乐方面我是写了很多，大概有30多部吧，还得过中国两个最重要的电影音乐奖。黄蜀芹的《上海沧桑》、陈逸飞的《人约黄昏》、许鞍华的《半生缘》都是我写的音乐，最近还把《玉观音》的 配乐重新整理出版了。《人约黄昏》很简单，陈逸飞当时对我说：“小纲，你来呀。”我就去了。我认识他多年，是淡如水的君子交往。我去美国第一顿饭就是陈逸 飞请的我，第二顿请我的是小提琴家徐惟聆。陈逸飞是艺术上比较淡定的人，没像某些大牌导演那样不懂还在装懂。陈逸飞放手让我作曲，一点干涉都没有，这就给 了我创作的空间，结果就成了。就像领导部门要是老干涉艺术家就出不了好作品一样，导演对作曲家干涉过多也肯定不行，导演如果能代替作曲家创作电影音乐的 话，那就不需要作曲家了。

《新民周刊》：《半生缘》呢？许鞍华会不会干涉你的创作？

叶小纲：《半生缘》得了香港电影金像奖的提名。许鞍华也不干涉我的音乐，所以里面有很现代的音乐，也有很传统的音乐，都为电影服务。能做到这一点，可以这么说，是几十年积累的结果。

为电影作曲的好处是什么？电影刻画人，电影配乐同样如此。没有写过电影配乐的作曲家写歌剧，也许没那么多配器经验。我写了30多部电影和电视剧 的音乐，每一部戏都不一样，没有一个人物是相同的，没有一个时代是相同的。电影里的故事，没准是一百年前的事，没准是一百年后的事，这让自己获得了经验。 我写过广西很穷的地方，也写过陈逸飞这种小资情调的电影，这都是一个个感悟的过程。时间、人物、地域、环境甚至气候都给我很多感慨，而电影音乐对人物内心 的刻画的经验正是歌剧所需要的，可以说，我写了那么多电影音乐、室内剧和交响乐，都为这部戏做了很好的准备。

《新民周刊》：您现在也是中央音乐学院副院长，王健之前接受采访时对中国国内的音乐教育提出了比较尖锐的批评，比如，他认为现在国内的音乐学院学生只知道得奖，为了得奖拼命努力，放弃了音乐的根本，您是否同意他的观点？

叶小纲：重视得奖是体制原因。我当年成名也是因为得奖。我现在认为得奖根本就不重要，王健就没得过什么奖，但是他很棒。中国人得奖是敲门砖，因 为文化起点相对比较低，得奖的至少说明你还不错，很差的肯定得不了奖。现在中国整体音乐水平不高，所以得奖变得很重要。如果大家水平都很高，像王健一样， 谁还稀罕什么奖？

中国音乐教育当然问题不少，重要的是缺少人格培养和文化底蕴的熏陶。追求升学率、就业率，高品位文化缺失。我们说改革开放分前十五年和后十五 年，前十五年是补课，是恢复，高等教育起到一个非常好的作用。等到后十五年，由于市场化大潮，慢慢低俗化、庸俗化，甚至恶俗化，这是管理不善造成的。我们 文化工作者应该做什么？我一直坚信，如果思想上不领先，艺术不会成功。当然还要看机遇。如果这部歌剧不请我写，就永远不会有现在的“叶氏”旋律了，呵呵。

　　艺术至上

《新民周刊》：对于《咏·别》这部歌剧而言，同性恋是不可回避的话题，您用这样一个题材来写一部歌剧，是为同性恋正名，还是醉翁之意不在酒？

叶小纲：同性恋是客观存在，不用刻意回避。 《咏·别》中的男主角是一个得不到同性之爱的剧作家唐麒声，最后放弃了自己的生命。我没有严格查证，好像这是世界歌剧史上第一部明火执仗涉及同性恋的歌剧，将男男之爱像李安的《断背山》那 样正面展现在歌剧舞台上。但我处理的办法是将剧中的爱超越性别，感情交织超越性别。社会现在对同性恋的看法和态度，还停留在“能不能合法婚姻啊，是不是伤 风败俗啊”等阶段，较浅，没能从高层面来看待这种现象。我觉得最重要的还是人类的大爱。 《咏·别》中的剧作家唐麒声追求的，既是爱情，也是一种理想。歌剧真正要表现的，是一种高尚的情操，是一首孤独灵魂的挽歌。如果剧本将唐麒声写成一名女 性，也会是很有魅力的一男两女“三角恋爱”故事。现在写成两男一女更多是因为声乐魅力所致，你知道男高音永远是歌剧舞台的主角，全世界有那么多男高音前赴 后继地涌向歌剧舞台，因为观众无法拒绝男高音在歌剧舞台上的魅力，而霸王这个角色只能是个男中音，舞台上实在是需要一个男高音。其实就是一部电影或电视 剧，三角恋爱，也是两男一女的戏要好看，更有戏剧性。要是两女一男，往往社会性要差些，“范儿”小了。人类历史上有很多伟大女性，但男性的心胸是不是更宽 广些？要不然统治世界的怎么还是男性居多？哈哈。

现在这部戏没有让人觉得不舒服，完全是精神上的英雄相惜。这种精神大爱其实是人类永恒的追求，男主人公最后的死，就像中国古人的高洁之士为世俗 所不容，犹如《咏·别》结语所唱的：“每当尘世将你遗忘，你在高处沉默不语。”所以主人公放弃生命，永别这个世界是必然的。有高尚理想的人往往与世俗格格 不入，任何时代都差不多，尽管歌剧背景在20世纪20年代，但放在今天其实也如此。故事背后，往往是更多表现事件的历史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