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笛王·圣手箫王[张维良]简介(2)
佚名 网络B
我喜欢创作胜过演奏
记:在民乐的发展中,你能清醒地意识到自己的位置吗?
张:如果我说我个人的努力无所谓,这是客气话;但是如果我个人太有所谓,那我可能就做不了了。我酷爱这种声音,笛箫这类吹管乐器的声音太美妙了,我们的民乐传统太深厚了,我们可以取它的意,也可以直接取它的材。
对于我来讲,最容易的事情就是去吹吹笛子,开开音乐会,教教学生,但我最喜欢的还是创作,让我的笛子,我的箫,我的埙有更丰富的乐曲,有更丰富的色彩和表现手法。没有好的作品,这就像一个人空有一副好嗓子,却不懂得唱歌一样。
事实上我们现在讲的民乐传统不过一个世纪。可能有人会说,河姆渡文化出土的骨笛已经有7000年的历史了,可是我们真正有自己的笛子曲谱是什么时候呢?还是到20世纪的时候。所以我们没必要被传统两个字压住了,传统得在我们手里转换出来才成其为传统。
我们在传统中要取的主要是“意”。你看中国水墨画,没有色彩,只有水墨的深浅,一片云,云上有一条小溪,山峰很飘渺,整个画面很淡雅,没有痕迹,可是很有层次。这里面的意境完全可以借用音乐表达出来。你听我们的古琴曲,就是和水墨山水一致的。这就是传统。
那么我们现在对现代音乐也不能狭隘地去理解。狭隘的理解就认为现代音乐就是西洋音乐或者摇滚乐、无调性,那不对。现代音乐也包括我们的民乐。我们听一声“嘣”,那里面就有意境。旋律是一种音乐,但是有的音乐旋律是隐藏在里面的。音乐总是这样,有的外向,有的内向,就比方我说话,你可能没有一个字一个字地听清楚,但是我的意思你明白,这就是旋律。我们的民乐在这方面需要进步。
记:张先生在作曲方面的体会似乎比演奏方面的体会还要多。
张:搞创作是一件非常辛苦的事情,可是我非常喜欢。我这个人始终不喜欢炒冷饭,天天重复地去做同一个事情。我在作曲上的兴趣和很多人的交往和交流有关。我跟张艺谋、陈凯歌,还有我的同学谭盾、瞿小松、郭文景交流很多,受的影响也不小。我和国外的音乐家和音乐中心的合作也很多。这些因素对于我打开创作思路相当重要。我现在发表的民乐曲就有80多首了。激光唱片出了15张不同的专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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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趣心大于事业心的人
记:在这条路上你觉得最大的困难是什么呢?
张:如今啊,有些人把传统和保守搅在一块,说是传统,实际上是故步自封,搞的是保守的那一套。我说啊,传统不等于保守,现代不等于胡来。保守我先不说,说现在胡来的。现在真的有很多胡来的呀。我在创作上告诫自己,我要把握好这个“度”。如今大家讲个性讲自我,但是有时候这个“个性”在不同层次的人眼里看起来会大大的不同,不一定就是好的,褒义的。个性在创作中有时候是破坏性的,只有把握好分寸,才能让创作结出好的果实。
记:你觉得自己在创作中的风格是如何形成的?
张:我认为一个人必须从自己熟悉的领域去着手,然后慢慢地向周边渗透,渐渐地你会熟悉更多的不同领域,最后你将这些领域融会贯通,风格就出来了。比如说我是苏州人,苏州有评弹,无锡有锡剧,我就在这些领域中获得灵感,创造自己的风格。可是你要我一个江南人,一下子进入河北梆子,那怎么可能,完全不懂嘛。
记:可见你是一个兴趣心大于事业心的人。
张:20多年前我开第一场音乐会的时候就对自己讲:人生的乐趣在于无尽的追求过程中,而不是得到。这个过程非常的美妙,像电影似的,一幕一幕,可以回放。而当一个作品出来的时候,这个作品本身已经不能给我带来多少乐趣了,你又要去追求另外一个东西了。所以有人说,真正的艺术家始终处于“喜新厌旧”的状态中。如果你对新的东西没有那种敏感,没有那种冲动,你不可能是艺术家。你看见一个人走出来,竟然没有发现他刚刚换了一双袜子,你这个人肯定缺乏艺术家的天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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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忆恩师赵松庭先生
记:说到这里,我就想到你的老师赵松庭先生。他对你影响应该很大。
张:赵先生是我的恩师,他对我的影响非常大。在当时,他是民乐界最前卫最开通的人。他是浙江人,从小就爱好音乐,笛子啊、二胡啊、琵琶啊、三弦啊、唢呐啊,他都会。他14岁就担任了业余剧团的“正吹”,20岁就成了师范学校的音乐教师,可是后来由于家庭的压力,不得不放弃音乐进了上海法学院攻读法律。共和国成立以来,他毅然中断了法律学习,考入了文工团。在这时候他接触到不少西方音乐,学会了好几种西洋乐器,还能写词作曲。后来他创作了笛子独奏曲《早晨》,在第一届全国音乐周上演奏,获得了很大成功。
赵先生在笛子演奏技巧方面做了非常多的研究和创新,这一点对我的影响很大。赵先生的弟弟是同济大学的物理学家,他在弟弟的帮助下搞笛子研究,对笛子的频率、笛子的音准等等问题进行了长期的研究和实验,完成了几万个数据的演算,为笛子制作提供了科学的方法。他还研究了笛子温度对发音频率的影响,主张根据不同温度制作不同规格的笛子。他还认为只有具备较高深的数学、物理学知识和运算能力,才能制作出合乎标准的笛子。
记:看来赵先生算得上民乐史上的一位奇人。他做的工作前人从没有想到过去做。
张:我记得他晚年的时候还在做两项研究,一个是弯管笛,就是增加笛子的长度,而不影响演奏的方便;第二个是同管双笛,又叫雁笛,演奏时双手如同大雁飞舞,非常别致。这种笛子历史上有记载,古代的壁画上也能看到,可是后来失传了。
记:这是乐器上的革新和创造。在乐理上呢?
张:那他更是做了不少的工作呀。你知道我们国家的笛子分南派和北派,赵先生打破了南北界限,同时还借鉴西洋长笛的某些技巧,形成了新的流派。他还把唢呐的一些技巧运用过来,丰富了笛子的表现手段。所以他的笛子艺术自成体系,包括演奏、创作、教学、科研、制作等方面,环环相扣,非常有生命力。他一向主张音乐技巧为表现内容服务,技巧不论中外古今南北西东,只要对内容表现有帮助,都要吸收。这些观点都让我现在的演奏和创作受益匪浅。
在律学方面,赵先生也有他的观点。他认为纯律、平律不应该定死,非得说这样可以那样不行,否则风格要受损。
记:做先生门下的弟子实在是一种荣幸。
张:前不久,我到巴黎参加一场音乐会,他们约我写一个作品。我写了一首《春之梦》。这个作品15分钟,是一支中国笛子和40人的长笛乐团合奏。原来他们只是要我帮乐团写个曲子,我就说那一定要把我们的中国笛子加进去。东西方笛子交汇在一起演奏,结果效果非常好,得到了不少乐评家的好评。这个评价本身倒不是很重要,关键是我认为民乐发展的这个方向得到大家的认同是值得我继续好好干下去的,我想这也是赵先生给我的最大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