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中国的民族音乐回归大众

　　作为一个民乐工作者，我经历了中国民族音乐最为辉煌的鼎盛时期。从上个世纪５０年代中期至６０年代，中国民族音乐的交响性演出风靡全国，蜚声海外。随着经济体制的转型和改革的深入发展，中国民族音乐的曲目内容和演出形式呈现多样化。但无论是大乐队多声部的交响性展示，还是小乐队小型化的演奏，或是经过豪华包装的时尚表演，共同的一点就是演出场次的总量在减少。有人说原因在外部，因为娱乐消遣丰富多彩、层出不穷，给大众提供了多样化的选择，而渐渐滑落的又岂止是民乐呢？言之似乎有理，但笔者更愿意从民族音乐自身进行反思，以期寻求答案。

　　中国民乐应当雅俗共赏

　　应该肯定，经过老一辈民族音乐大家和众多民族音乐工作者的艰辛奋斗和艺术实践，开辟了我国民族音乐交响化的道路，为我国民族音乐的发展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但是应该清醒地看到，与西方交响乐相比，我们的交响化历史还太短，曲目的积累还太薄弱；而以交响化要求，我们的许多乐器的表现力还应丰富和加强（尽管几十年来我们在乐器改革方面获得了重大突破和重大成果）。多年以来，我们以民族音乐交响化为骄傲而很少去研究和指出它的不足。笔者一直坚信，我们正在走着的这一条民族音乐交响化的道路无疑是正确的，看到它的不足而使我们更加清醒，认识到我们还有许多工作要做，而不能仅仅满足于海外演出的红火、过年过节的气氛渲染。总之，如何让中国民乐回归大众，如何把中国的观众请回音乐厅，实在是任重道远。

　　笔者认为，在继续坚持和革新交响化的同时，在将民族音乐引向世界的同时，更应该将世界的音乐与中国的民乐相结合，并且有机地融入更多的时代元素。

　　为此，我曾经在２０００年做了一次尝试。当时，我们邀请了法国著名钢琴家理查德·克莱德曼与中国广播民族乐团进行合作，经过一年多的努力，最终完成了唱片《新时代》的录制。此张唱片共收录了１３首歌曲，包括了当时在乐坛崛起的民族旋律的曲目。理查德·克莱德曼亲自演奏了《走进新时代》和《春天的故事》两首歌颂中国改革开放的新版民歌，这在当时乐坛崛起的民族唱法的歌曲中是极具代表性的；此外，专辑的其他曲目可以说是一次中国传统民族乐曲的盛会。值得一提的是一首原创乐曲《离唱》。在电子合成乐器的背景下，嘹亮的梆笛与点缀的钢琴、琵琶、人声描写着温馨的意境，并由此引出理查德·克莱德曼与拉二胡女孩的对话，一段钢琴与二胡之间的对奏也随之展开，钢琴的流畅与二胡的回旋互为交错，各具风采，韵味无穷。整张专辑涵盖了多种民族类型、地域的音乐形式，民族色彩与钢琴交织与融合，碰撞出了精彩的火花，一种全新的音乐语汇和浓郁的韵律在听者心中荡漾。唱片推出后，得到了市场的认可，在海内外的发行均获得了成功，且至今仍然为诸多音乐发烧友所津津乐道。

　　这次探索给予我很大的启示，即中国的民乐应该做到雅俗共赏，既有宏大的交响乐，更应该有贴近时代、贴近生活、贴近大众的短小精悍的音乐作品。因此，创作出这类民乐精品并赋予其时代元素，或融入不同的文化背景与地域风情，形成新民族音乐的形式使其更适合在大众间流传与推广，这或许能够在中国民乐的未来发展中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

　　民乐改良≠商业化

　　近年来，很多音乐工作者都在用各种形式进行尝试和探索，以期能够重现中国民族音乐昔日的辉煌。“女子十二乐坊”的出现，就是尝试中的一种，但是也备受争议。有人说，这是对民族音乐的亵渎和毁灭，根本不值一提；也有人说，这给中国民族音乐的发展指出了新的方向，应该大加提倡和效仿。

　　笔者认为这两种说法都有偏颇之处。应该说，“女子十二乐坊”在某种程度上的确让人眼前一亮，为中国民乐注入了某种活力，重新吸引了大家对民族音乐的关注，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但是从另一方面来说，“女子十二乐坊”却过于注重表演形式以及纯粹的商业运作。每一次的演出总是“形式大于内容”，观众在“大饱眼福”之后仅仅记住了那些悬在腰际的胡琴和炫目的表演，至于听到了什么恐怕没有人能够想起了。当笔者检索“女子十二乐坊”的新闻，发现除了一些商业巡演之外，就是与某汽车、某白酒或者某电器的“联姻”。在将民乐娱乐化和商业化中恰恰丢掉了中国民乐的真正内涵，失去了中国民乐的本源，使其难以更上一层楼。其后很多模仿“女子十二乐坊”组成的“乐坊”们都乏人问津就是很好的佐证。

　　中国民族音乐源远流长，早在四五千年前的原始氏族社会，就产生了原始的歌舞和歌曲，到殷周时代，音乐文化已经相当发达，两千多年来曾经多次出现音乐文化繁荣昌盛的时代。我们知道，中国民族音乐是从古代歌舞乐舞中独立出来的。在漫长的以歌舞乐舞为中心的时代，歌舞音乐的表演只为宫廷的祭祀庆典、歌功颂德、消遣享受服务，而从这些年复一年的升平歌舞浮华乐音脱离出来的乐音，在吸收了民族民间和外来的音乐营养之后，则呈现出了强悍的生命力。它不再是宫廷礼仪的附庸和粉饰太平的工具，而成为表现普通人的思想感情和精神境界的重要载体；它通过新的音乐语汇反映现实生活，歌颂美好和正义，追求和谐和光明。而随着一件件新乐器的产生，民族音乐的表现力则更加丰富多彩、更具魅力。从古曲《广陵散》、《高山流水》、《阳关三叠》、《梅花三弄》到《十面埋伏》、《夕阳箫鼓》，再到近现代的《二泉映月》、《听松》、《良宵》、《光明行》、《瑶族舞曲》、《丰收锣鼓》、《长城随想曲》……一代又一代的众多听者无不为之痴迷、为之倾倒！原因很简单，因为它反映了人民大众的心声、向往和憧憬！用什么样的姿势来操作乐器固然不可忽视，但比这更重要的应该是对作品内涵意境的准确演绎。上个世纪30年代，“瞎子阿炳”华彦钧为生活所迫流浪卖艺，他演奏二胡时并没有把二胡置于腰际，可是一曲《二泉映月》却引来多少知音！二胡这件乐器的传统坐式演奏，是由乐器构造和演奏要求的细腻复杂技巧决定的，因而是非常合理科学的。将琴筒置于坐式腿部这就使得乐器的重心十分稳定，其角度与琴弓形成最佳着力部位，而指法把位的选择则恰到好处。这样的传统坐式演奏，保证了其弓法（包括分弓、连弓、连断弓、颤弓、顿弓、跳弓、飞弓以及连续推拉弓等）和指法（包括按音、揉弦——即吟音、泛音、颤音、滑音、拨弦等）的自如运用。可以肯定地说，将琴筒置于腰际的演奏，要想达到上述规定的指法和弓法是不可能的，其演奏效果也就可想而知了。

　　中国民族音乐根植于中国悠久的艺术文化土壤之中，独特的中国传统文化造就了独特的民族音乐。因此能够历经千年传承至今，人们爱听、爱看，并能够积极参与，这是中国民乐生存和发展壮大的基础，也是中国民乐的本源和内涵之所在。任何对民乐的改良和创新都不能离开这个本源，否则只能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笔者认为，中国民乐的未来发展之路依然要在音乐本身上下功夫，要紧紧抓住民族音乐的本源，再自然地融入现代音乐的元素，使它既有传统民族音乐的艺术特点，又符合现代潮流的发展。在这种思路下，进行民族音乐的创作和革新，在保留甚至将民乐本源发扬光大的同时，赋予其新的生命力，将是中国民乐在未来发展的道路之一。

　　我始终相信广大群众对民乐欣赏的需求从未间断过，我们这一代民乐工作者只要坚守这块阵地并不断开拓进取，那么中国民乐再现辉煌的时刻将不会遥远。

　　在传统中融入现代意识

　　曾记否，从上个世纪５０年代开始，彭修文先生等老一辈民族音乐家历经将近半个世纪的努力，使得中国民族音乐焕发了新的光彩！怎能忘，在这５０年当中，中国民族管弦乐队曾经创造了无数辉煌，谱写了无数动人的乐章！《将军令》、《二泉映月》、《春江花月夜》、《良宵》、《瑶族舞曲》、《丰收锣鼓》、《月儿高》、《秦·兵马俑》、《北京喜讯到边寨》等曲目的不朽旋律，早已融化在民乐人的生命和血液之中。如今，虽然如潮的掌声渐渐远去，作为当年辉煌的见证人，笔者忆及当年盛况，仍然激动不已。但是平静下来，却又不得不面对中国民乐整体在低谷中徘徊的现状。

　　是寄希望于民族音乐交响化已达极致中继续期求突破？还是另辟蹊径，在殊途中寻找路径？应该说经过半个世纪的发展，中国民乐交响化的形式已经相当成熟，中国民族音乐交响性的潜能已经被广泛地发掘，已经具有相当规模和宽广的表现力，已臻登峰造极的境界。在这样的情况下继续寻求突破从而振兴民族音乐进行努力是必须的，由一代民族音乐工作者们经过千辛万苦开辟的我国民族音乐交响化的道路必须坚持下去，但问题是如何坚持、如何突破。其实，沿袭着将古曲《夕阳箫鼓》改编成民族器乐曲《春江花月夜》、将二胡独奏曲《二泉映月》改编成同名民族器乐曲的路子继续改编工作，不少人都在做，改编出来的作品不在少数，但经乐队排演后让内外行认同的作品却寥寥无几；新创作的民族管弦乐作品包括交响性作品，也有相当的数量，但叫得响的并不多。于是有人就做了将现代派技法引入民族乐队的尝试，结果，神秘有了、梦境有了，毫不相干的音乐音响元素比肩并进的劲头也有了，但是没有人听得明白乐队在演奏什么。应该指出，所有为民族音乐交响性的振兴而作的尝试都是值得肯定的；同时也应该看到，这条突破和振兴之路是如此漫长，如此令人困惑！

　　笔者认为，中国民乐有多种表现形式，只要贴近生活，受观众喜欢就应该受到欢迎。民乐的交响化有其大气磅礴的优势，小型的民乐演出却又有小巧灵活，贴近大众的特点。前面笔者曾提出让中国的民乐回归大众，为此要多开展小型的民乐演出，在发掘民乐的灵魂与精髓的同时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