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甫夏洛穆夫 - 北平胡同 Avshalomov: Hutungs of Peking

《北平胡同》，初名《北平胡同印象记》，写于作曲者1920年代初居住古城北京之时。全曲以各种小贩穿街过巷的吆喝叫卖声为素材，用交响化的手法展开，呈现了色彩斑斓、地方气息浓郁的风俗画卷。该曲于1933年由作曲家本人指挥在上海演出后，不久，又由斯托科夫斯基指挥费城乐队在美国演出。

image by Kuang Han (况晗)

简介

选自 聂耳 1935年8月16日的上海《电通》半月画报第7期

"北平胡同印象记"

这乐曲是很久以前便在工部局星期音乐会上演奏过的，这次仍由梅伯器指挥，工部局乐队演奏。 "A sketch of sound" 的确，仅仅是一些sketch而已，虽然只在中文说明书上注有"交响诗"的字样，我相信作者是想把它写成一个Symphony poem的，果真，看那一幅尘土笼罩着的北平城，灯光随着音乐的强弱而变更，北平城也随着光线变化而分出宙（昼）夜，多么美的北平，多么诗意的北平。然而，这美，这诗意，不过是在表皮的，视角上的。我们只要从这乐曲的本身分析一下，显然是有着相当的失败。

他根本没有把握到一贯的情调，有组织地写成一首交响诗，仅用一些真实的音乐插入自己的想象中，使它成为一个很饱满的Sketch，因此，我们听不到主题的反复与变形，至（自）始至终轻描淡写的过去了。         

许多真实音乐的插入，因了前后转调的不自然，以致破坏了全曲的统一性；最显著的是有一节描写北平的大风已息，红日高照，Flute奏着平静的旋律，正使人感到一种安闲的心境时，突然来了一阵二簧原板的旋律，不经过相当的转调过程，原原本本的突来突去，始终是欠妥的，在外国人的耳朵听来，也许他们认为这是最好的一点，最能代表中国味的一点，因为一般的外国人所认识的中国音乐便是这个。

作者对于自然音的描写不够音乐化，如理发匠的推把叉声，买零食的铜铃声，繁华的市街上许多卖衣服者的叫卖声等，这不过是一种"模仿音乐"。要是作者想仿效现代法国印象派作家杜褒西（Lande Debussy）的作风的话，那似乎是不够吧！

阿隆·阿甫夏洛穆夫的《北平胡同》

张雅晶 作者系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台湾研究中心主任 《北京观察》 2011年第1期

西方音乐史上，“中国因素”是17世纪末出现的，以莎士比亚舞台剧《仲夏夜之梦》为脚本改编的歌剧《仙后》最为代表。18世纪中后期至20世纪末，“中国情节”成为常见的西方戏剧创作题材，普契尼的歌剧《图兰朵》就是其中的代表作品。20世纪以来，西方音乐家除了关注中国神话、传说和历史题材外，还关注现实的中国。其中，曾在中国生活多年的美籍俄裔犹太作曲家阿隆·阿甫夏洛穆夫创作的乐队协奏曲《北平胡同》，以西方音乐形式，表现北京人的生活情节和社会风尚，并把西方音乐与中国北京曲调调式、节奏音色相融合，成为拥有着“北京标记”的西方音乐作品。

曾经为《义勇军进行曲》进行管弦乐配器的美籍俄裔犹太作曲家阿隆·阿甫夏洛穆夫(Aron Avshalomov)有着很深的中国情结。1894年，阿隆·阿甫夏洛穆夫出生在中国清代割让给俄国的小城——尼古拉耶夫斯克，那里还保留着中国京剧表演，他少年时常去戏园看京戏，京剧给他的影响很深。1910年，阿隆·阿甫夏洛穆夫到瑞士求学半年时，弃医从乐，进入苏黎世音乐学院学习现代作曲法，尤其孜孜于乐理和作曲。

1916年，阿隆·阿甫夏洛穆夫来到中国，先后在北京等地居住和工作。他的歌剧《观音》1924年和1925年先后在北京和美国波特兰上演。1929年，阿隆·阿甫夏洛穆夫居住古都北京之时，开始构思和创作表现市井生活的交响诗《北平胡同》，并于1934年最终完成。1932年，阿隆·阿甫夏洛穆夫定居上海，其音乐生涯也蓬勃开展。

《北平胡同》初名《北平胡同印象记》。作曲家在副标题中注明这是一部表现古城市井生活及街巷声响的交响诗。作品中收录有旧时北平胡同里从早到晚的各种音响，全曲以各种小贩穿街过巷的吆喝叫卖声为素材，通过各种自然音响，生动地刻画出剃头师傅、小商贩的吆喝，出殡行列的吹打等形象，用交响化的手法，生动地再现了富于民俗特点的北京胡同里中国人的生活场景，宛如一幅具有浓郁地方气息风俗的交响乐诗画卷。

乐曲一开始是黎明的光景，竖琴和小提琴奏出京剧韵味的音调，然后圆号加入，音响更为丰沛，仿佛是菜市场里人头攒动，而木管模仿鸟鸣，仿佛是遛鸟人打眼前走过，而后气氛陡然一转，长号和大号奏出沉重的长音，好似一支出殡的行列在行进，随后单簧管、双簧管和英国管平和的乐句又昭示出寺庙的形象，乐曲气氛再次昂扬起来，最后复归最初的平静，低沉的暮色将兴奋的一天带向结束。

1933年在上海，阿隆·阿甫夏洛穆夫担任百代唱片公司乐队指挥，《北平胡同》由作曲家本人指挥演出，并将《北平胡同》灌成唱片（78转快速胶木唱片），乐队部分都由他本人指挥。1935年在美国，《北平胡同》又由斯托科夫斯基指挥费城交响乐团演出。

阿隆·阿甫夏洛穆夫在上海时先后结识了任光、聂耳、冼星海、贺绿汀、吕骥等音乐人，还为聂耳作曲的《义勇军进行曲》进行管弦乐配器配器，这首歌曲后来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聂耳在观看阿隆·阿甫夏洛穆夫的舞剧《古刹惊梦》（初名《香篆梦》）后，曾经在《申通》杂志发表评论。1941年、1943年《古刹惊梦》两度演出时，梅兰芳也曾亲临现场指点排练和观看演出，并为说明书题词。

1941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占领上海租界，阿隆·阿甫夏洛穆夫提出愿意到新四军去做音乐工作，陈毅回电欢迎，但考虑战势和无西洋乐队的原因，陈毅希望他先留在上海等待机会。

阿隆·阿甫夏洛穆夫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创作的歌剧《孟姜女》（英文名为《 万里长城》），曾博得中外各界高度赞誉。1945年住华美军总司令魏德迈将军观看后，邀请阿甫夏洛穆夫前往美国演出。1946年，宋庆龄邀请了宋美龄、孔祥熙、黄仁霖和各国使节、文化参赞、武官出席观看，到场的还有上海各界名流和外侨，演出博得广泛好评。也在同一年，中国歌舞剧社为国民革命军遗族学校募款演出，蒋介石、宋美龄、马歇尔和司徒雷登出席观看了《孟姜女》。1946年中国歌舞剧社最后一次对外活动，阿隆·阿甫夏洛穆夫等在阿氏花园举行游园茶会，试演阿隆·阿甫夏洛穆夫根据郭沫若诗剧《凤凰涅磐》而创作的歌剧乐曲，以及钢琴独奏和古琴独奏等节目，中外文学、音乐、戏剧界著名人士五十余人观看演出，盛极一时。

1948年，阿隆·阿甫夏洛穆夫为了联系《孟姜女》赴美国演出事宜打前站，不料美商人暴卒使他滞留美国。1950年，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筹建期间，曾联系阿隆·阿甫夏洛穆夫回中国参加“人艺”，当时因他有约为世界著名指挥家阿图罗·托斯尼尼的作品音乐会担任指挥，故表示这场音乐会完成后，再到北京，岂知时遇朝鲜战争爆发而终未能如愿。1965年(也有说1964年)，阿甫夏洛穆夫在贫病交迫中客死纽约。

阿隆·阿甫夏洛穆夫在中国生活几十年，对中国怀有特殊感情。他不仅学习中国音乐，而且为中国的音乐事业做出了巨大的贡献。阿隆·阿甫夏洛穆夫以中国题材的作品数量颇多，影响也颇大。他一生写了几十部以中国为题材的作品，其中大部分写于1917年到1947年几乎完全居住中国的期间。1948年到美国后，他创作的乐曲仍带有中国风格。他的作品有《观音》、《古刹惊梦》、《北平胡同》。《琴心波光》、《孟姜女》、《杨贵妃暮景》等曲以外，还有取材于郭沫若长诗《凤凰涅磐》的同名歌舞剧、四部交响曲、三部协奏曲、题献给梅兰芳的女声独唱曲《柳堤岸》、以《诗经》和唐诗谱曲的歌曲等等。正如《琴心波光》公演以后，翻译家傅雷给予的高度评价：“……我们看到中国音乐中增加了丰富的音色和表达力量……把和声及多声部增加到中国音乐里面，同时又保留中国旋律。……但是出乎我意料的是，这种成就却是一位外国作曲家做出来的”。如此成就，不仅在当时的西方作曲家，就是中国作曲家中，能超过他的也不多见。

阿隆·阿甫夏洛穆夫当之无愧为西方音乐家文化自觉的代表。作为一个外国人，他对中国音乐文化的真诚热爱，留给后人的宝贵财富，也令中国人民深深怀念他。1985年，阿隆·阿甫夏洛穆夫诞生九十周年之际，中国的北京、上海、武汉举行了大型纪念活动，阿隆·阿甫夏洛穆夫之子雅各，应邀专程从美国前来参加。在北京，文化部、中国人民对外友协、中国音协举行了纪念会和音乐会。《北平胡同》灌成唱片后的六十余年后，阿隆·阿甫夏洛穆夫的第一和第二交响曲，为钢琴、小提琴、长笛而作的三部协奏曲，以及交响诗《北平胡同》，又都由莫斯科交响乐团演奏录制。1999年NAXOS唱片公司以其“马可·波罗”品牌出版，分别由阿隆·阿甫夏洛穆夫之子雅各和孙子戴维指挥。《北平胡同》和《G大调钢琴协奏曲》两部作品，由雅各指挥；协奏曲由戴维指挥。两位阿氏后人分别为自己担纲的作品撰写了唱片说明。这也让这些音乐作品成为三代作曲家中国情结的寄托。

阿隆·阿甫夏洛穆夫的音乐，一改西方音乐作品“神秘莫测”、“幻想”中国的版本模式，回归到“现实”“可感”之中国中，思索和解读着中国文化精神。他如同一座音乐桥，缩短了东西方音乐文化间的距离，为二十世纪的北京留下了灿烂的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