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立青为沈洋伴奏 辛亥后中国艺术歌曲
佚名 网络辛亥革命结束了中国长达两千年之久的封建专制制度,而中国的艺术歌曲创作也正好起步于那个时期。这两者之间究竟有多少联系呢?今年5月6日,我国著名男低音歌唱家沈洋在上海大剧院举行了一场名为《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重现1919-1945年中国作曲家的经典作品》的独唱音乐会,我们为此专程采访了杨立青教授,请他谈谈这场音乐会以及辛亥革命对中国现代音乐的影响。 编者
这场音乐会从打出广告起就引起议论,原因是沈洋的独唱会,竟然请到杨立青教授为他担任伴奏。杨教授是上海音乐学院前院长,国内著名的作曲家,赫赫有名的权威人物。无论从年龄还是师生辈分,沈洋都只能算是孙儿辈。那么为什么杨教授会接受这份邀请呢?
杨立青说,原因正是因为这些歌曲的本身价值。
杨教授大半辈子从事音乐教育和创作,运用的是正统西方音乐的和声与作曲技术,写下的是中国民族文化的音乐语言。长年遨游在音乐的大海中,让他注意到中国现代音乐史当中有一个被人忽视的“死角”,那就是从辛亥革命起直到抗战胜利这一时期的创作歌曲。那里面有很多好东西。他也明白要想真正能感受这些作品,必须自己亲自参与演奏。因此他能欣然“屈尊”为沈洋担任伴奏。
杨教授认为,作为作曲家,他在弹伴奏时会注意从音乐上发掘其内涵和音乐的走向,会注意情感与色彩的变化,会发掘其中藏着的东西与强弱变化,去注意别人没有注意到的东西。这也正是沈洋的目的。杨教授强调辛亥革命时期有许多值得珍藏的音乐精品,称自己更偏爱黄自,认为黄自作品技术上最为成熟和规矩,非常完美,音乐语言又非常美,如《天伦歌》。他还谈及谭小麟的《春雨春风》,邓尔敬的《挑夫之歌》,应尚能的《吊吴淞》,当然更有赵元任的《叫我如何不想她》等。杨教授还记起自己当年在上音附中学习时听过黄自的一首抒情歌曲,是写给他的爱人的。当时上音附中的教导主任汪怡年正是黄自的夫人。学生们还开玩笑说,汪怡年老师真幸福,能收到这样精彩的爱情礼物。这首歌的歌名杨教授已记不起,但对技术上无可挑剔,音乐语言非常美,至今不忘。
杨教授说中国第一批职业作曲家受的训练就是西方古典音乐的训练,所以写的作品从技术上说是纯正的,规矩的,一些还有创造性。所以这场音乐会的意义是一场还原历史原貌的音乐会。只是非常可惜的是,这些歌几乎被人遗忘。
蔡元培(1868-1940)
李叔同(1880-1942)
萧友梅(1884-1940)
青主(1893-1959)
黄自(1904-1938)
杨教授说,被人遗忘的原因是这些歌曲长期以来被有意无意地压制了。长期以来我们对这一时期的创作,基本上局限在抗日歌曲,以及聂耳、冼星海等少数作曲家。当然聂耳、星海的确伟大。但作为一个历史时期,不可能只有一个题材的创作。贺绿汀是黄自的学生,他很正直,尊重历史,也尊重自己的老师。因为曾经在一篇文章中称黄自是“我的恩师”,长期来一直受到排挤。那是上世纪50年代的事。当时音乐界“左派”掌权。左派们一直认为黄自是资产阶级的代表,怎么可以把资产阶级称为恩师?所以这一段历史时期的创作,被留下一个死角。非但不能去碰,还要批判。譬如青主的“我住长江头,君住长江尾”,就被称为代表资产阶级的唯美主义作品而受到压制。
杨教授说:“现在回头来看,不能用一个东西把另一个东西完全否定。不管对历史还是音乐,必须以平和的心态来客观看待。曾经被认为是‘靡靡之音’的那些作品,现在看来只是在不同的环境和状态下产生的。歌曲的产生是在国统区,写的是人们的内心世界,里面有忧思、彷徨、渴望……因为都是知识分子,不一定有那么高的思想境界。但它总是一个侧面。这个侧面存在于部分知识分子的心里,在这些作品中得到了反映。他们也想透过音乐语言抒发自己对祖国命运的期许。但就是这些原因,这段历史被有意无意地抹掉。
“社会在发展,比起前人的勇气和胆量,反而作为现代人的我们却变得胆小谨慎。我们确实应该向这段历史和那些带给我们灵魂慰藉的音乐家们致敬。如果你要还原它,必须要一流的歌唱家,而且是热爱这些音乐作品的人。而沈洋正是这么一个人选,有很好的艺术修养,很好的技术,他来做这个事是最合适的。”
杨教授作为钢琴家,一生登台无数次。但对这次演出,虽已过去近半年,却依然“耿耿于怀”,视其为自己音乐生涯中的一个有意义的事件,一场让他有所收获的重要演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