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琴艺术发展

　　现代柳琴自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后期诞生至今尚不足半个世纪，在中国音乐发展史上可谓弹指一挥间。但在这短短的四十余年间，柳琴这一原先难登大雅之堂的民间伴奏乐器，已发展到从独奏到重奏、领奏、协奏等几乎已涉及了所有的音乐体栽和表演形式。

　　正是由于其所具有的卓越表现，柳琴在1988年文化部的科技进步评奖活动中，一举获得了全国乐器改革的最高奖——“文化部科技进步一等奖”，1989又获得了“国家科技进步三等奖。

　　一、民间柳琴获新生

　　1958年，济南军区前卫歌舞团民族乐队到山东临沂演出，其间，琵琶演奏家王惠然先生去看当地的柳琴戏（拉魂腔）演出。他在剧团的伴奏乐队中发现了一种弹拨乐器，并对其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这种乐器便是柳琴。

　　柳琴原是广泛流行于山东、江苏、安徽、浙江交界地区的一种民间说唱艺术的伴奏乐器，是鲁南、苏北一带地方戏曲柳琴戏（亦称拉魂腔）、安徽泗洲戏和浙江绍兴乱弹等剧种的主要伴奏乐器。这种民间俗称“土琵琶’或“金刚腿”的乐器，因其形似柳叶，也称“柳叶琴”：又因最初的琴是用柳树下端朝阳一侧之木制成、其定弦和音色近似京戏中的月琴，因此，又有“柳月琴”之名。这种原始的柳琴一般有两个琴轴，使用丝质琴弦，内外弦分别定为d1 、a1 ，非十二平均律排列，音域为一个半八度。演奏时右手中指戴一竹制套筒（相当于现在的拨片），大拇指、食指捏住演奏，音色浑厚有余、亮丽不足，弹奏技巧也仅限于弹挑、扫拂（双弹、双挑）、轮音（小轮、长轮）等。

　　王惠然先生在对这种民间弹拨乐器进行深入学习、研究的基础上，与徐州乐器厂的制琴师傅合作，通过无数次试验，先后改革试制成功了三弦二十四品和四弦二十九品的柳琴，经反复试用，最终于1970年定型为四弦二十九品柳琴，从而使这件具有古老传统的民间乐器获得了新生，焕发了青春；（右图，为改革后的柳琴）

　　最初，改革，试制柳琴的一个主要目的就是填补我国民乐队弹拨乐组高音声部之不足，故改革后的柳琴，缩短了原琴体的长度，琴轴也由两个增加到四个，使用尼龙及尼龙钢丝琴弦，其中一、二弦定音提高了纯四度，由原定d1 、a1 改定g1 、d2 ，增加的三，四弦定音分别是一、二弦的低八度，即四根琴弦空弦音分别为g、d1 、g1 、d2 ，由于增加了两根琴弦，不仅明显地突出了其高音，低音区也向下延伸了纯五度，其整个音域得到了有效的扩展。尤其是将面板上的音品改为十二平均律排列，使得这一民间乐器趋于完善、规范，这一切使其不仅完全可以适应大型乐队排练演出之需要，也为柳琴独奏曲的创作表演提供了很大的施展空间。改革后的柳琴，扩展了音域，增大了音量，美化了音色。同时，王惠然先生根据表现作品之需要又革新、创建了许多新的演奏技法，如左手的推、拉、吟、揉弦和沥、滑、打、勾、泛音技巧：右手的琶音、过弦技巧以及拇指拨弦、敲击面板、弹奏码下音等，从而大大地增强了柳琴的艺术表现力，这使得柳琴不仅适用于乐队合奏，更成为一件出色的独奏乐器，也正因为如此，柳琴越来越受到专业作曲家的关注和重视。

　　二、专业院团的示范作用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末，济南军区前卫歌舞团民族乐队，上海民族乐团在民族乐队构架中率先使用柳琴。不久之后，山东省歌舞团民族乐队、浙扛省歌舞团民族乐队等也迅速采用。

　　进入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中国广播民族乐团（1972），中央民族乐团（1978）等专业民族乐团，也纷纷将柳琴纳入民族管弦乐队的常规编制之中，并在创作、演出中让其充分发挥了弹拨乐组高音声部的作用。

　　“前卫、上海、中国、中央”四大民族乐团乐队编制的新构架，对于柳琴这一新兴乐器后来在全国各地的民族乐团{队}中被广泛应用，起到了重要的示范和推广作用。这些乐团创作了大量脍炙人口的优秀器乐作品，如济南军区前卫民族乐团创作、演出的器乐合奏和弹拨乐合奏作品《旭日东升》、《王昭君》、《沂蒙山》、《塔吉克舞曲》、《秋月》等，上海民族乐团创作、演出的弹拨乐合奏曲《三六》、《驼铃响叮当》等，中国广播民族乐团创作、演出的民族管弦乐曲《瑶族舞曲》《边寨喜讯》等。中央民族乐团创作、演出的弹拨合奏《南疆舞曲》、民族管弦乐合奏《泼水节》、《嘎达梅林》、《漠楼》等作品。在这些作品中，柳琴丰富的音乐表现力，都得到了充分的发挥，这一新兴乐器不仅受到广大音乐爱好者的喜爱，也得到了乐界专家的充分肯定。正是因为如此，使得许多地方民族乐团，如山东民族乐团、福建民族乐团、江苏民族乐团、黑龙江民族乐团等也十分关注和重视柳琴在乐队中的应用。并率先接纳音乐院校柳琴专业的毕业生，这对柳琴的进一步推广，无疑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上海音乐学院胡登跳先生首创民乐丝弦五重奏室内乐形式（柳琴、二胡、琵琶、古筝、扬琴），更加充分地展示了柳琴艺术的魅力，也充分体现了其在民族音乐中的重要价值。如《欢乐的夜晚》、《阳关三叠》、《跃龙》等一批优秀乐曲由“上音丝弦女”（上海音乐学院丝弦五重奏小组）首演后，迅速传遍海内外，同时也成为音乐院校民乐重奏课的必修曲目和专业院团演出的保留曲目。丝弦五重奏的成功演出，开辟了柳琴演奏艺术的重奏领域，使柳琴这一新兴乐器更加广泛地被应用到各种形式的音乐体裁中，进一步巩固了柳琴在民族乐坛的重要地位。

　　三、柳琴曲创作

　　《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是王惠然先生1958年根据吕其明创作的电影《铁道游击队》插曲改编的第一首柳琴独奏曲。

　　进入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由王惠然先生创作和改编的多首柳琴曲。又相继登上舞台、录制成唱片。如《银湖金波》（1960年）、《柳琴戏牌子曲》》（1960年）等。

　　七十年代初，由他作曲并演奏的《幸福渠》（1970年），《春到沂河》（1971年）的柳琴曲，随着舞台演出及电台广播，迅速传遍全国、走向世界。尤其是那时正处“文革”期间，中国的音乐长河，几近干涸，但这两首乐曲，以其悠美怡人的旋律，晶莹明丽的音色，轻快活泼的节奏，仿佛一泓清泉滋润着人们的心田。广播电台几乎每天都在播放这两首作品，许多人就是通过空中的电波这一传媒渐渐熟悉柳琴，喜爱柳琴，乃至学习柳琴的。

　　七十年代末，由王惠然先生创作，王红艺（王惠然之女）演奏的《欢腾的天山》（1977年），《毕兹卡欢庆会》（1978年）、《木棉花开》（1979年）等一批柳琴佳作又相继问世。这些作品无论是从风格、演奏形式还是在演奏技巧、技法上都有新的突破，《欢腾的天山》是运用维吾尔族音调为素材创作的一首热烈、欢快。奔放的少数民族风格的乐曲，曲中首次运用高难度的快速演奏、八度大跳、沥音等技巧。《毕兹卡欢庆会》是运用湖南土家族音乐素材创作而成的一首单乐章小协奏曲，演出时由大型民族管弦乐队担任协奏。作品运用回旋变奏曲式，对位复调作曲技法，其演奏首次使用了拇指拨弦、小三度慢拉弦、大沥音等技巧，这标志着柳琴演奏艺术的日趋完善与成熟。父女俩同台表演（王红艺独奏，王惠然指挥），可谓配合默契、珠连壁合，曾轰动中国民乐舞台，成为民乐界的一道亮丽的风景线。随后王红艺独奏专辑《柳琴与乐队一木棉花开》（1984年发行的中国第一盘柳琴盒带），《中国柳琴》（1989年发行的第一张CD唱片）、《江月琴声》等CD光盘相继问世，有效地扩大了柳琴演奏艺术在全国乃至世界的影响。

　　八十年代初，一批热爱柳琴艺术的作曲家开始关注和涉猎柳琴这一领域，于是，一批由专业作曲家参与创作的优秀柳琴曲相继问世。如朱晓谷、沈传薪、徐景新等作曲家与演奏家高华信合作的《春到太湖》、《西湖的清晨》、《火把节恋歌》、《南海金波》。《天山骏马》等。这些作品多用由西洋乐器组成的小型管弦乐队伴奏，柳琴和管弦乐队的配合水乳交融相得益彰，给人以耳目一新之感；那委婉、清秀、亮丽的音乐旋律和江南特色的音乐风格，更赢得了无数音乐爱好者由衷的赞叹。其中《西湖的清晨》被中央电视台作为每晚的天气预报背景音乐，令人百听不厌。

　　四，柳琴专业教育的发展

　　20世纪70年代一批热爱柳琴，致力于推广柳琴艺术的音乐家开始了对柳琴的学习，研究与教学活动。

　　1973年，山东艺术学校首开柳琴专业课，由常立玉先生任教。

　　1978年，上海音乐学院、开始柳琴本科专业教育。上海音乐学院的柳琴教学，初聘高华信先生任教，后由梅雷森先生施教。

　　这一时期（1977年）大连歌舞团的林吉良先生也开始在大连艺校培养柳琴学生。随后沈阳音乐学院、中央音乐学院、中国音乐学院也陆续开设了柳琴专业本科教育，分别聘请林吉良、周长花、张大森、王红艺、张鑫华、魏巍等专家任教。

　　如今，全国已有20余所高等艺术院校开设了柳琴专业本科教学，港、台地区的大学如：台湾艺术学院、台湾国立大学、台南艺术学院、中国文化大学、香港演艺学院等也开设了柳琴专业课程。

　　不仅如此，山东、沈阳、上海、天津还开设了柳琴专业的硕土研究生教育。

　　现在的柳琴教学，从中等专业教育到本科教育乃至研究生教育，已形成了一套较完整、科学的专业教育体系，这无疑对柳琴演奏人才的培养和柳琴艺术事业的发展，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尤其是像上海音乐学院这样的名校，在柳琴专业教育的系统化、规范化进程中起到了表率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