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二胡哪些事知多少？

　　二胡演奏家刘天华（１８９５——１９３２）与原名华彦钧的阿炳（１８９３——１９５０）是同代人。民间音乐家阿炳创作的二胡独奏曲《二泉映月》，在东方，在世界各地，都找到了知音；扣人心弦的这首乐曲，是绝无仅有的精品。作曲家、民族乐器演奏家、音乐教育家刘天华继往开来，继承了民族民间音乐的传统，并为其将来开辟了道路，刘天华曾说：“必须一方面采取本国固有的精粹，另一方面容纳外来的潮流，从东、西方的调和与合作之中，打出一条新路”（刘天华《国乐改进社缘起》，１９２７）。从创作方法来说，２０世纪传统音乐体裁的创作，就是在这条新路上展开的。刘天华的作品不多，但是，其影响深远。他在中国现代音乐史上的地位，跟今年适逢诞生１００周年纪念的日本筝曲家、作曲家宫城道雄（１８９４——１９５６）在日本现代音乐史上的地位相同。他们都是既掌握了本国传统音乐的创作规律而又善于汲取能为我所用的西方音乐文化成份的革新家（罗传开，１９８９）。

　　刘半农说：“二胡地本庸微，自有天华，乃登上品”（《书亡弟天化遗影后》）。二胡独奏曲早已有之。然而从民间独立登上乐坛，并且得到迅速发展而终于跟笛子、筝、琵琶乃至古琴一起成为主要的传统独奏器乐体裁，则始于刘天华。由刘天华作曲的二胡独奏曲１０首，二胡练习曲４７首，为数不多。师从刘天华学二胡成家的有储师竹、刘北茂、蒋风之、陈振锋等，也屈指可数。但是，通过７０余年的代代相传，本人和后来人的作品和教材的传播，其影响之深广，令人刮目相看。总的说来，二胡音乐乃至传统器乐的新传统，始于刘天华。

　　近百年的历史事实表明，不论是中国还是日本，１００年前或２００年前就存在的、包括音乐在内的各种传统事物，在跟西方文化接触后，都发生了程度不同的文化变容。从衣食住行看来，先是中山服替代了峨冠广袖，近１０年则西装在大小城市流行开来，已成替代中山服的趋势。在不少地方，煤气灶已多于泥炉和煤饼炉；高楼大厦层出不穷而四合院儿和石库门房子被称为旧式房子；马车早已被自行车、汽车、地铁、飞机代替。

　　中国出现的这些变化，是在中国文化摄取西方文化包括摄取现代西方文化的历史过程中发生的。由此而形成的文化形态，有许多方面与西方的文化形态有了相同或相似之处。物质文化如此，行为文化与精神文化也不例外。各国、各地区、各民族的音乐都有自己的文化背景、文化脉络和音乐传统，并且总是在当时的（不是过去的）音乐传统的基础上摄取外来音乐文化的。东西方如此，中国、日本如此。传统文化并非一成不变。有的变化缓慢、变化小；有的变化迅速、变化大；有的焕然一新，出现崭新的面貌。

　　倘若说，学堂乐歌主要是重译式双重文化接接触的产物，那末，２０世纪２０年代以后西方音乐文化的传播与变容，具体如各种外来音乐体裁的形成，主要是直接通过在欧美有过“现场作业”（fildwork）经验的中国音乐家，经过慎重选择，积极引进，并且不同程度地加以“国性化”（民族化）的结果。也就是说，这种文化交流采用欧美与中国直接接触的方式；对方成为欧美文化信息的提供人，我方成为接收人，而且是主动积极的接收人（这种传播状态，跟总是提供人取积极主动态度的基督教向东方传播时的状态，形成鲜明对照）。《目录》中，外来音乐体裁及其作品所占份量颇大，这是整个２０世纪华人所作的文化抉择；是认同异文化，吸收异文化中能为我所用的有益成份以充实自己，获得新发展的结果。对此，我们应该“作一次多情的回眸，作一次庄严的肯定”（萧秧《２０世纪华人音乐经典“题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