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小瑛：指挥台不应拒绝女性

作为新中国第一位女指挥家，郑小瑛在男性占主导地位的指挥界独树一帜。

性别歧视一直存在

　  记：有人说女性不适合站在指挥台上，您是怎么看待这个问题的？

郑：要看是谁了，不要笼统的讲。在音乐界性别歧视一直就有，像卡拉扬乐队的一个女黑管都闹了那么大的风波，何况是指挥。指挥本来就是男人的岗位。当我出现在西方人面前，他们很惊奇。因为当时热播的电影是《菊豆》《大红灯笼高高挂》这些，中国女性在西方人心中基本都是那些电影中的形象，而我这样一副“呼风唤雨”的样子让他们很难相信我是中国人。

2002年底，我到美国威斯利安大学讲学，很多美国女研究生写信给我，说我给了她们很多启发。她们说从我身上期待很多个人奋斗的故事，但是我告诉她们我没有那么多传奇经历，我的领导看我有一定才能，能把工作完成得好，机会来了就送我去学习，学习优秀就委以重任。新中国在知识分子阶层没有性别歧视，因此我的职业道路很顺利。

记：那么据您所知国外的女指挥家的境况如何？

郑：1987年，我去拜访美国的一个女指挥安东尼奥·布里克(Antonia Brico)，当时她已经80多岁了，她坐在沙发里面不能站起来了，但目光很有神。她见我第一句话就问：“你们中国有没有歧视女指挥？”我说：“没有，我是中国国家歌剧院的首席指挥，同时也在中央音乐学院任教。”她说：“你非常幸运。在美国，人们对女指挥有很深的成见。”我当时还不大明白，但是后来布里克去世后，我收到了一位美国朋友寄给我的登载布里克辞世消息的报纸，有一篇文章的题目是《一个没有被认识的天才》，上面说如果她是个男性，她应当属于世界一流。我这才知道她在世时为什么心里这么委屈和抱怨，她曾经指挥过柏林爱乐，也指挥过纽约爱乐，但她从来没有在一个重要乐团当过总监，只当过客席。美国的一些妇女协会（通常是一些很有钱的寡妇）出资为她组建了一个散装的乐队，表示对她的尊重和支持，仅此而已。所以相比较而言，我感到很庆幸。

记：当年您去苏联留学的时候，女音乐家的情况是怎样的？

郑：我在莫斯科音乐学院的时候当时没有女生，后来在列宁格勒，有一个女生跟我抱怨说：“我将来毕业找不到工作的，只能到西伯利亚去了”。有一次我的老师安诺索夫带我去见他的女学生杜达洛娃（Dudarova），她是苏联的第一个女指挥，她向老师打趣说：“您不是再也不招女学生了吗？怎么又招了一个？”老师说：“这个不一样，她是从中国来的，她很有才华”。后来我问老师为什么不教女学生了？他说因为培养一个指挥，国家要付出很多，但是在苏联，女性一般结婚后就不再出来工作了，所以是一种浪费。